从前面几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就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与世界历史上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有速度快、过程短、以及以国有资产（包括国有资源）为掠夺对象等特点。

    本章采用“资本原始积累”来表述中国目前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是从资本积聚这一“量”的意义考量，第二是从中国当代积聚资本的手段具有强烈的超经济掠夺性质这一本质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一般来说，社会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变动倾向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小，就意味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完成。以此作为标准来测度，可以断定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过程在90年代上半期就己完成。本章的重点是分析如下几个问题：谁是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最大的获利者？这一过程发生的社会制度成因及其特点，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到底会产生何种深远影响。

    一、谁是最大的获利者？

    在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所凭借的“资本”其实主要是权力。在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部门任职者、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善于攀附权势者，由于能轻而易举地将手中掌握的权力市场化，因而也就最容易在瓜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快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从生活实践中可以总结出，在这一原始积累进程中最大的得利者主要是这样几类人：

    第一类是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如在国土局、计划局或金融机构（即银行、证券公司）这类部门中任职者。这类人的谋利手段往往就是直接收受贿赂和贪污挪用公款。这方面的典型可以1995年处理的几大案件为例，贵州的阎健宏（当时贵州省委书记的妻子）先后任省计委副主任和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深圳的王建业是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这几个部门的特点是掌握计划内物质审批大权和资金使用权，而批这类“条子”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中国，实在是有点石成金之能，一张“条子”使人立成数百万巨富的现象并不罕见。这两人只是大面积腐败现象中的曝光者。[1] 90年代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肃贪实录》、中央纪委办公厅编写的《正义与邪恶──惩治腐败最新大案要案查处纪实》这两本书里收集的几十个案例，揭示了这样的事实：腐败现象存在于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那些己曝光的官员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县和级别更低的基层。[2] 而事实上，被“曝光”的只是这类人中的一小部份。掌握土地配置大权的国土局和贷款权的金融机构，也是这类经济犯罪案件的多发地带。如深圳市1994年在福田保税区破获一起利用土地和土建工程贪污受贿的案件，抓出3名处长和1名科长，而该区总共只有4个处和4位处长，由此可以想见“土地蛀虫”之多。[3] 金融机构犯罪案件之多，令中国政府颇感头痛，人们将之称为“钱老大”，[i]行业风气之败坏，和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不相上下。人们将为取得贷款进行的种种行贿活动，称之为“全国人民做银行”（即将银行做为行贿的主要对象）。199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对10家金融机构处理情况的通报，这10家金融机构被处理的原因是“违反约法三章，扰乱金融秩序”。[4] 1995年深圳市处理了两起特大金融犯罪案件，均为银行的基层业务人员所作。一起是深圳市建设银行福田支行国际业务部外汇综合会计梁健云，其犯罪数额达1,900万元港币和80万美元。另一起是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东门支行金城管理处主管会计郭曼鹏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798万多元。[5] 1995年山西临汾地区挖出一起系列特大受贿案，该地区建设银行行长梁天荣以及其他60多名金融系统及企业工作人员牵涉于内。[6]中国银行湖北分行蒲圻市支行，这个多年来悬挂着红色招牌、被众多新闻传媒争相报导的“先进典型”，竟是以行长熊学斌为首的一夥金融蛀虫为所欲为、大肆贪污挪用公款的“独立王国”，副行长刘晓琴、信贷科长魏建新和会计科长李俊峰等十余人均参予其中，结成了号称“三驾马车”、“两个吹鼓手”、“两个打手”和“四个乾儿子”的内部统治。案发后查实，该行从1988年到1995年案发时为止时的帐目，已经多次篡改，完全失去真实性。[7] 部分银行行长精心谋划的贪污案件也时有发生。中国建设银行广东恩平支行行长郑荣芳及其继任者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借用建设银行信誉，以30％的高息招揽储蓄，总额达到35亿之上，引致1995年的严重支付危机。而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流入了他们的私囊。[8] 2002年4月，广东开平又发生了一件性质与恩平事件极其相似的资金盗用案，自1993年以来的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利用前任提拔后任的“恩养”关系，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连续作案，监守自盗了4·83亿美元。这种盗窃通过中国银行全系统的资金管道进行，所盗资金除在当地做部分贷款投资，多数转均移往境外私人账下并被耗散。在成功作案之后，贪污腐败者于2001年10月安全出境，至今不知所踪。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广东分行还发生四起严重的金融案件，数案并发，加上中国银行纽约支行王雪冰案，导致中国银行（香港）不得不放弃在美国和香港同时上市的计划。[9] 至于公安、司法、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腐败也令人触目惊心，1996年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国利在250天内鲸吞2,019万元的巨案，按其贪污的速度来说，即便列为世界级巨贪也不为过。[10] 这类案件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是中国90年代整治经济犯罪的重点。尽管新闻传媒对此的报导非常有限，但仅从那些已曝光的案件来看，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从9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省部级官员贪污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因贪污受贿被审判的有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辽宁省副省长兼沈阳市长慕绥新、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等。如同第三章所说，仅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贪污腐败的面越来越广，卷入贪污腐败丑闻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腐败数额越来越大。

    1998年－2004年中国惩处贪污腐败高级官员数字概览

    资料来源：1999年－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第二类人是部份国有企业的负责人。1995年中国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以国营或集体企业“一把手”犯罪问题为突出现象。（本书的第三章中已详细谈过这一问题）这些“一把手”往往与单位里的财务人员勾结在一起，“吃喝嫖赌贪”一条龙，蚕食国有资产。在长期的反贪斗争中，他们己积累起很多犯罪经验，如“三人不谈事，二人不签字，法不传六耳”，采取“一对一”的作案方式。[11] 以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公司为例，这个年创利润过亿元的公司，曾因公司里大大小小的“鳄鱼”鲸吞，被纠缠到60宗诉讼中达5年之久，除了流失的巨额国有资产之外，仅用于诉讼及赔偿的费用就多达5,000多万元。在这60宗案件中，几乎每一宗后面都隐藏着侵吞国有资产的种种活动。[12] 这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侵吞国有资产，最后被绳之以法的只是其中极少数，大多数都成为或明或暗的当代富翁。根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抽样调查和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从1982年到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总额高达5,000多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26,000多亿元的1/5，比1992年财政总收入4,188亿元还多800多亿元。即便按这个据说是“比较保守”的数据计算，在这11年内，中国目前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达500多亿元，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至于这些损失的国有资产中有多少是被这些企业负责人鲸吞的，是一笔永远也无法算清的糊涂帐。[13] 据中国一份官方调查报告（1995年）指出，占居民家庭总户数7％的富裕、富豪型家庭中，包括部份企事业单位领导人、部份股份制企业负责人、部份承包租赁者以及少数以权谋私者。[14] 8年过去，富人构成中的主要部分是国有企业负责人这点一直没有改变，《北京蓝皮书:2001年中国首都发展报告》中列举的材料证明， 中国富人的1/3是由国有企业负责人与私企老板构成。 从中国目前的工资制度来看，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财产来源大多处于一种可疑的灰色状态之中。[15] 总之，在时下的中国，不少国企老板侵吞国有资产己是公开的秘密。企业亏损，工人的工资发不出，而企业经理却大发其财，这种所谓“富了住持穷了庙”的现象在1978年以后的中国相当普遍。

    1998－2004年中国国有企业涉嫌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人数

    资料来源：1999年－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第三类人是有能力将这种权力变换为金钱的中介者。他们和社会资源管理者中的腐败者是种共生共荣关系。这类人的构成相当复杂，既有退休官员和现任官员的亲属以及情人们，但也有很多来自于社会下层的人。前者靠关系，而后者则属于“能人”。一般来说，这些人都具有手头活络，眼光灵活，善于为自己编织“关系网”这类能力。而那些掌握管理权力的人，也需要有人配合才能将手中的权力变为金钱。这就出现了人们戏称“官员傍大款”的现象 。1992年轰动全国、牵涉金额达10亿元的“长城沈太福集资案”，[16]1995年再次轰动全国的无锡新兴公司32亿元集资案，2003年沸沸扬扬的上海巨富周正毅案，都是“官商结合”的典型。这些“能人”往往善于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赚取“灰色收入”，按中国现有法律，这些收入往往很难划清“罪”和“非罪”的界限。仅以无锡新兴公司集资案为例，该案涉及13个省市273人，其中党员187人；县处级以上干部126人，地厅级以上包括省部级干部55人。据司法部门认定，其中主动充当“中介人”的有107人，他们为新兴公司筹集到15.56亿元，从中获得中介费5,250万元。个人非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3人，100万元以上的9人，1,000万元以上的1人。[17] 这批靠“灰色收入”起家的“灰色阶层”，成为中国一批拥有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资产的富豪阶层。他们拥有成千上百万元的资产，高级汽车、别墅、美女等超级享受一应俱全。他们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发家史，他们的人生观及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却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不少年轻人将他们奉为偶象。在他们的影响下，“勤劳致富”在中国早己成为一种过时的价值观。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的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贪污受贿大案的主犯，几乎都是艳羡这些“灰色阶层”的生活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也正由于这些人常常游刃于“罪”和“非罪”之间，所以每逢“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开展之时，也总是有一部份人入了监狱。王建业案中的史燕青，陈炳根案中的黄海南，无锡新兴公司集资案中的邓斌等人就是这类人中马失前蹄的“不幸运者”－－中国社会现在早已经不将贪污腐败视为罪行，被抓的人只被社会舆论看作“倒了霉”而已。[18]

    还有一类人虽然人数不是特别多，但其活动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却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那些驻海外及港澳地区的中资机构工作人员。这些人由于“天高皇帝远”，在国外的活动更是肆无忌惮，如领导层滥用职权，建“家族式”、“小山头式”的公司，擅用公款从事非经营范围的业务，如炒股、炒期货、炒外汇、炒地产等。更大胆一点的是调用公款以个人名义和外商另成立公司，将本机构所经营的业务、货单转到另成立的公司经营。有的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收取贿赂或索取回扣，高价进货、低价出售。还有一些人非法在外商公司、企业担任职务，实质上是利用自己在中资机构的职务，为外商企业捞取正常经营得不到的利益，本人也借机从中获利。更有人利用人情关系网策划走私。至于那些藉各种名义挥霍公款、逛红灯区、嫖妓、携带家属或情妇周游各国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一些驻外机构、公司一年的应酬费、交际费竟占总开支的60％左右！这些人由于在国外，洗黑钱及隐匿其“灰色收入”，甚至逃脱法律制裁等，都较国内的寻租者更为方便。一些人在捞够了以后，就消失在地球的某一地方，仅1995年1～9月，就有80余名公派驻外中资机构干部，因涉及经济、贪污嫌疑而“失踪”。香港廉政公署在1996年上半年共接获涉及中国内地的跨境贪污案77宗，比1995年同期增加四成。廉政专员梁文建表示，近年发现香港执法人员参与过境贪污的情况有所上升；情报还显示香港与内地的执法人员勾结黑社会人士从事非法活动，主要为边境走私、毒品及色情活动。[19]2002年美国财政部货币审计署的调查表明，有34名人员和公司参与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违规贷款活动，其中的主角是当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前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的王雪冰。[20]

    上述这几类人的经济活动，有民谚很生动地总结说：“犯大法挣大钱，犯小法挣小钱，不犯法不挣钱”。第二、三类人在没出事之前都是被社会目为“能人”和“优秀企业家”之类，他们的大起大落使一些人感叹：“企业家没有善终的”。但是感叹者无疑只看到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这些“企业家”中的不少人在积聚财富的过程中，其寻租活动充满了不道德和犯罪这一事实。可以说这类人积累财富的行为特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结局。民谚是这样调侃这种现象：“砍头不要紧，只要金钱真，杀了我一个，富裕几代人。”

    和前几类人在积聚财富的方式上有区别的是一些利用机遇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持有者。这些人主要由下面几类人构成：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脱颖而出的经营者和供销人员，以及那些民营企业家、包工头、部份私营企业主。属于前一种情况的人往往在国营（或集体）企业中积聚了多年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经验，多为企业中的骨干。他们善于把利用工作之便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变为自己致富的资本。由于他们的 “能耐”来自于职务的便利和权力，所以还有一些人采取一种更聪明和更隐蔽的方式，自己并不直接“下海”，让其亲属子女出面经商，全部供销渠道却是由本人提供，可算是在旧体制和市场经济这两头都占尽风光。但这种行为最多只能说他们长袖善舞，很难归之于 “违法”一类。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人则头脑灵活，善于把握时机，自力更生，创业致富。这类人构成了中国今天说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包括乡镇企业家在内）。由于中国目前处于“模拟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不少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主要由政府配置，这些民营企业在争取资源以及市场推销中并不排除通过关系网进行种种“寻租”活动，如佣金、回扣、中介费之类。但比之第三类人来说，由于他们的活动主要在生产领域内，其经济活动为社会提供了物质财富，所进行的“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性要小于通过权力市场化获取利益的前三类人，而且所谓“佣金”、“回扣”、“中介费” 是介乎于违法和合法之间的“擦边球”，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对许多行为，本来就很难认定其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故此这类人只要其“关系网”中没有人出事，一般很难用法律来约束其行为。

    还有几类人由于“搭便车”，成为这一时代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如体育明星、名画家、著名演员、名作家、证券经营中获高利者，以及少量各种各样在改革中 “搭便车”（Free Rider)的人，如深圳特区那些因土地致富的当地农民。但是这些人从量上来说，并不构成今天富裕阶层中的主体，他们积聚财富的方式，也并不是中国当代原始积累的典型形态和主流方式。

    二、原始积累过程的完成、特徵及其必然性

    笔者在199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谈到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己于90年代初完成，其标志是社会财富己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1995年以来的不少调查统计数据亦支持了这一看法。

    一是中国金融资产己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995年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发布一项有关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和手持现金）的调查报告。据这项调查报告的的研究者程学斌指出，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8,547亿元，这些金融资产的分布特徵为水平不高，分布不均，差距极大，占居民家庭总户数7％的富裕、富豪型家庭（其中富豪型家庭占家庭总户数1％），共拥有中国现有的全部金融资产的总额的30·2％。而占全部城镇家庭总户数38％的贫困、温饱型家庭却只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总数的11.9％。[21] 另一项调查报告指出的城乡居民储蓄（不包括各类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在内）分布状况却比上述报告还要严重得多，据该项报告说，中国10％的最低收入者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并有下降的趋势；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并有上升的趋势。这一差距正在按10％的速度在扩大。[22] 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达到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3％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23]

    二是近年中国国民收入的分布状况。1995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公布了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ＰＰＳ抽样入户调查报告，1994年中国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财富的50.24％；1998年，城镇人口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的20％人口的9.6倍，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总收入的38.4％，而收入最低的20％人口仅占有总收入的5.5％。从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15％的人拥有85％的财富，另外85％的人仅仅只占有社会总财富的15％，在财富占有上完全呈倒金字塔结构。[24]

    三是从所有制结构变动的数据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从1993年12月到1995年12月，全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0.5％增至20％，[25] 1999年上升到36.4％，[26] ──这还不包括名义上是“公有”，实际上却是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所谓“红帽子”，是中国经济改革期间企业界的一种特殊现象，主要是由于私营企业地位较低，不少私营企业为便于生产经营，挂着集体牌子，据权威部门测算，在乡、村、镇、街道一级企业中，约有70％是戴“红帽子”的企业。[27] 到2000年底，中国大陆民营企业投资者已经将近400万人，私营企业共176万家，年产值达到20,600亿人民币，受雇于私营企业的的人员达7,400万人。工商个体户2,570万家，每年产值7,000多亿人民币，商业销售额高达19,800多亿元。[28]

    上述两类数据，代表中国当前三类民间资本，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集聚的水平。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是私人产业资本在生产领域中所占的比重；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则说明部份人凭借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取得了较大的份额。上述三类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样，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社会财富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这“少数人”拥有的财富对中国经济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一点可以从居民储蓄存款和国家财政收入之比的变化测知：

    改革前夕的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是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的4.5倍，而到1992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只有3,800亿元，而城乡居民储蓄是15,000亿元，与1978年的比例正好相易。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趋势仍然继续，1995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为3,866.63亿元，[29] 而截至1995年底，全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达29,662.2亿元，[30] 城乡居民储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7.6倍。如以10％的高收入者拥有40％的金融资产来推算，这10％的人占有的储蓄额高达11,864.88亿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3.07倍。到1996年6月末，城乡居民储蓄达35,457.9亿元，[31] 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已经突破60,000亿元，而这一年国家财政收入达11,806亿，[32] 城乡居民储蓄已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5.1倍。这组数字说明，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今后决定钱的流向，亦即决定投资抑或消费的权力已主要不由政府控制。

    有的研究者分析中国储蓄格局的变化，从中亦可看出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储蓄的来源主要是民间：
 

    中国储蓄格局的变化（1978～1998年）

    资料来源：1978年、1986年数据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改革中的宏观经济》。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49页；1997年与1998年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Flow of Funds (Physical Transaction)」

    表中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伴随着高而稳定的居民储蓄，到了90年代初，主要的储蓄来源已从政府和企业转到了家庭。到了90年代末，这些民间储蓄的47％又集中在3％的富裕人口手中，对于研究中国国情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忽视的数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经济中真正发生作用的主要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现有的条件下，主要在股市、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等泡沫经济领域内活动，很难转化为产业资本。这主要是由中国原始积累的特点所决定的。
 
    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
 
    前述情况己很清楚地表明：中国当代原始积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两大科层组织的掌权者及其依附者进行权钱交易等寻租活动，共同瓜分社会财富的过程；原始积累的主要掠夺对象是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挥洒血汗而形成的国有资产；进行掠夺的主要手段是凭借权力。正因为整个原始积累过程充满了不道德和罪恶，不少人的收入和财产都属于不能公开之列，这种状况决定了不少人总是边捞钱边准备护照，一旦捞够了以后就远走海外。尤其是那些靠贪污腐败聚敛而来的钱财，充其量只是短暂地投放在收效快的泡沫经济领域内，用短、平、快的方式操作，以便随时抽出。这类资本所占的量虽然不小，但更多地是资本持有者通过各种漏洞去购买外国股票和债券，或干脆就直接存往外国银行，以便国内形势一对他们不利或在他们感到时机成熟时，便可远走他国。截至2001年1月，中国共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者携公款50多亿元潜逃。[33] 而且这还只是政府公布的数据，实际情况可能远比这些数据表现出来的严重。

    由于现在高水平的资本流动以及相当便利的国际通讯为资本外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上的便利，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呈逐年上升现象，据研究者指出，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34]进入90年代以后，资本外逃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Jim Walker)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不是所有长期资本外流都经过政府批准。大部份长期资本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流到国外的。这从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这种资本的数额从1989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78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沃尔还指出，到1994年中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10,000家企业，遍布全世界各地，但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事实证明，中国非法的资本外流是香港等地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估计，到1995年为止，中国企业和个人在香港投入300～400亿美元的资本。[35]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大约在480亿美元左右，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36]2004年10月，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发布《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指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百慕大等加勒比海所属和太平洋所属的等众多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因低透明度和极度宽松的管理制度，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外逃或出口转内销的资本“中转站”。[37]

    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可以说，中国政府大量引进外资，其客观效果之一就是成功地利用“资本置换”，化解了大量资本外逃可能引起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社会中，“资本外逃”是一个带有较强价值判断和理论争议的概念。但有两点已得到基本一致的认同：一是资本外逃是一种私人资本的外流而非官方资本的外流；二是这种外流是一种“非正常”的资本流动。由于中国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对于未经外汇管理当局批准或违背有关政策法规的国内资本外流，不论其初始动机如何，均视作“资本外逃”。由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始终只局限于少数专业机构内，且各有各的资料来源与计算方式，所以对于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额到底有多少，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公认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大于墨西哥和韩国。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远大于1994～1995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和1997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韩国。考虑到中国的外汇管制相对比较严格，以进出口伪报形式逃匿的资本以及其他隐性外逃资本可能远远大于墨西哥和韩国，可以认为，实际上中国资本外逃的形势可能会比墨西哥和韩国严峻得多。

    中国据说最需要资本，现在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目前，这些资本还在继续以现汇、物资、资源等各种名义源源不断地“出口”。近年来，中国研究资本外逃的越来越多，但是现有的测算都存在一定缺陷，影响了其结果的可信度，尤其是关于数额的多少极不统一。但在资本外逃的方式上，研究者一致认为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1、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2、贸易渠道：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不少中国企业的资金通过其在国外开办的关联公司或与其有关系的企业转移出境外。在美国和日本的许多中国企业，其盈利主要就是靠中国国内企业的钱赚钱或直接赚国内母公司的钱。这种公司以进出口公司和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为主。相当部份的外贸企业，其亏损或资不抵债就是由于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以转移资金和以个人从中渔利为目的而做长期“亏本生意”的结果。对于这部份企业，其“最佳出路”可能就是通过破产的方式把亏损转嫁出去，并逃避对其转移资金的追究。它们很可能成为那些面临破产境地或可能获准破产企业学习或仿效的“榜样”。如1995年11月2日武汉市土产进出口公司成为全国首例宣布破产的国有自营进出口外贸企业之后，武汉市至少又有5家外贸公司提出破产申请。此风一开，山东、安徽、河北、江西等地的外贸亏损企业也纷纷申请破产，不少省市的进出口公司派人专程到武汉市“取经”，学习破产经验。对于那些尚无“破产”之虞的外贸企业来说，不加追究的“破产”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心地以“帐面亏损”等各种巧妙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金和利润。

    3、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这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不通过金融机构，如延期收款或延期付款、平行贷款、货币掉换。二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如改变信贷或借款条件，改变在国外发行证券的认购或包销条件，借“套期保值”之名，行“杠杆投机”之实等等。总之，从这些资本的最终流向来看，基本上不会以资本的形式参予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38]

    2004年商务部研究报告对于指出资本外逃包括利用红筹股方式与财务虚假等“五宗罪”，谈的是罪的类别，新方式只有两种：一是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资产，隐蔽公司股权收购方的真实身份，低成本侵占公有股权，譬如国内企业的MBO。二是利用红筹方式便利公司欺诈。欺诈行为主要有以下两种：虚增资产和虚增经营业绩。[39]

    这种资本外逃对中国的影响目前尚难以估计，无法判定它最终对国家造成的后果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世界上至今也没有什么国家能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遏止资本外逃。整个20世纪，国际间资本外逃的频率和严重性本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又加入了中国这支不可小觑的队伍。对于中国来说，资本外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国内建设资金短缺。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依靠超量发行国库券与各种金融债券来募集资金。对个人发行的国库券近年来由于国内居民收入下降，且因多年持续发行，已经没有太大的增长；而对银行为主的各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则逐年上升，有人估计已经越过了警戒线。目前对中国政府的综合负债率的估计还存在广泛争议，有人估算各种显性和隐性债务之和大约是GDP的130％。如果不是大量资金外逃，民间投资则会相应较多，政府利用财政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驱力减弱，政府负债应该不会有这么高。

    利用外资的成本远比利用内资的成本要高，这是一笔一算就能很清楚地知道结果的帐。利用外资原本是发展中国家用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