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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可说是重大转折点的事情，那就是江泽民发表了“七一讲话”，这个讲话的核心是承认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共同统治中国的利益格局。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改革造成的现实始终是毛泽东创立的意识形态所不能承认的，那么“七一讲话”则表明中共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一、中国的经济改革：对毛泽东化私为公的逆转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在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作为改革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社”则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视，那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状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先从奖金、计件工资等“物质刺激”手段开始，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过股份制和“权贵私有化”满足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顾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共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是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社会后果却是中共政权的官员群体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1、改革方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泽东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称为“改革思路”的只不过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1]
在2001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七一讲话”，[2]
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条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结合，就构成了所谓“邓小平理论”。[3]
邓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共将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中共政府宣传了几十年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为了“生存权”宁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借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金钱，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有其独特优势，认同了当局宣传的“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只可能通过“血缘继承”的方式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权钱交易而产生。这种利益转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但其长期危害性却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如果要解读中国改革以后的历史，可以将“权力市场化”视为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同时它也是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把钥匙。
2、改革目标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4]
每一阶段性目标的形成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今天看来当然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确实牵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与一小群知识精英的兴衰荣辱。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其解释则又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应以国有企业数目逐渐减少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标准，还有人以为应该以政府审批经济项目的权力逐渐减少为标志。这当然都是皮相之谈。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在中国凡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各种垄断性资源的配置，迄今为止仍然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由这一根本特点观之，只能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过非常动听的许诺：让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于让哪一部份人通过何种手段先富起来，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不过20多年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的结果是让少部份权势者或与权势者进行利益交换的人通过大量贪污腐败活动先富起来了，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3、改革路径
所谓“改革路径”的选择，简言之，就是选择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这一选择说到底其实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决定的。既然中共只愿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上推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导致各种寻租活动的泛滥。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邓小平家族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其子女下海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下海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有人据此把邓的个人选择视为腐败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体制缺陷已经成形之后，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产生这个缺陷之前，在最初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因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将来是否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
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存体制的缺陷产生于改革时期的初始政策选择，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本质缺乏了解。
中国走上目前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制度根源，因为这种改革路径最容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中共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象北韩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但中共高干群子女除了享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继承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佳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必然成为首选。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正反对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且实际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方便之门。[6]
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如此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泛滥成灾，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目前无法克服腐败，还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统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邓小平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行为本身就蕴含着内在危机，但这种危机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经济利益作为替代品时还未显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局既无法为社会各阶层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又没有意识形态去整合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压(包括日益广泛地借助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7]及对社会舆论的高度管制来加强社会控制。[8]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给予庞大的官员队伍以经济利益，已颇感困难的中央财政将不堪重负。所以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可获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力来攫取，如贪污受贿，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当代政治还有一大发明，即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创收”，如此则集体性腐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机器运转的“润滑油”。
目前中共高层之所以还在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之根源，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高度软政权化。因为在高度软政权化的状态下，各级政府部门将无力实施高层制定的各项政策，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与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无异。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高度腐败、只照顾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政权能长久维持下去。
4、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论的产物。如前所述，中国事实上没有称得上理论的改革思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以“猫论”与“摸论”鼓励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论指导，实际后果就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一个政府在有关国家发展的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广东等地流传的一句“致富经验”就是：“凡是政府让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让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两年，执政集团要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打击私营经济，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强行收回大量原先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其后果是使一批小企业破产，使国有企业失去了一些客户与供应商，使一批民众失去了工作机会。但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经济的作用。对私有经济这种拉锯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私营业主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资本大量外逃[9]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中央政府必须不断地制定各种新政策，而在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不断利用一项又一项新政策出台的机会，前赴后继地推进着中国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黑社会化进程。
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又一结果是，邓时代与后邓时期的政府已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维系官员上下级关系的早已只是利益关系，唯利是图的政治投机行为成了做官的唯一准则。官员们可以在会议上表态要廉洁奉公，会后立刻到酒楼花费公款吃喝嫖娼，从事各种贪污腐败活动。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还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在近几年发生的几次中美冲突中，政府一方面通过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命令所有的传媒精心制造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爱国主义精神”，利用这种反美情绪作为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政府高层又为了各种无法向公众说清楚的理由与美国妥协。在这种以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主导的对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学生一再被愚弄，社会公众甚至都无权知道一些重大的国际条约内容。比如江泽民与俄罗斯普京政府签订的中俄条约，正式承认了中国官方教科书中一再强调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对这些国家大事，国内公众却完全无法了解详细情形。
当然，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失误不止这一些，但讨论其中详细得失已超出本书范围。
二、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中国底层社会的不满早在1992年后就开始了。“六四”事件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动乱，关键在于当时的工人还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还在享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余荫。中国民众历来有如一盘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还能保住，就对别人的受压制与受剥夺熟视无睹，少数不良分子甚至还幸灾乐祸。
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等，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改革”除了为政府官员创造了暴富机会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为现有政策与法制体系根本无法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状况必然迅速导致权钱交易泛滥成灾，并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承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一些经济成就，但能够享受这“成就”的只是占总人口约1％的上层与4％的中上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也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广大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层人民则成了承担“改革”代价的巨大载体。[10]
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9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成为底层社会成员表达不满的观念依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尽管中国从毛的暴政下解脱还只有20多年，但国人似乎得了“集体健忘症”。毛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阶级斗争造成的大量“政治贱民”，为安置城市失业青年而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满天飞的“反革命罪”，因说真话而被残酷杀害的张志新、遇罗克、黎九莲、王申酉等优秀青年，[11]
所有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被人们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员的相对廉洁、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等，却魔幻般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并被说成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中共为了让自己的合法性不受伤害而制定的不许讨论“文革”的规定，既让年青一代无法正确认识“文革”，也让经历过“文革”的工人农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记历史真实。若仔细观察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对毛的怀念与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急于通过各种政策与“理论”迫使社会承认现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从199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政府已经放弃对弱势集团的利益保护，并采取种种政策倾斜的办法巩固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标志一：政府成为股市泡沫的造势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可视作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此后证券市场各种丑闻不断，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证券市场上“圈钱”，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挂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则受到严重损害。近几年最著名的丑闻有1999年海南公司“琼民源”事件、2001年的“兴业聚酯事件”、“银广夏事件”；[12]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证券分析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更使国内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13]
标志二：政治利益集团加速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过修改宪法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污腐败手段聚敛的财产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提出所谓“三个代表”理论。这一理论中的所谓“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14]
第三步则是2001年的“七一”讲话，公开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开辟了一条制度化的通道。
标志三：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公开向强势集团倾斜，放弃下层人民。90年代后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多属施惠于上层、中上层，而那些帮助穷困民众度过难关的政策却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务员阶层生活显然优于一般民众的情况下还要不断给这一阶层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务员薪资提高3成，2001年公务员薪资又在4月和10月分别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计提高薪资7成，2002年又再次表态为公务员加薪，短短3年内公务员薪资将实现政府提出的翻一番的目标；[15]
而就在2001年政府却规定，下岗工人失业半年后即不再予以补助。2000年旨在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费改税” [16]
在少数省刚开头就无疾而终。又如，政府从1998年开始造势的“债转股”，因为对一些经济利益集团相当有利，虽然有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也强行在2000年初出台；只是后来因为这一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个钱袋的举措有导致国家信用崩溃的危险，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标志四：推行损害下层民众利益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费以满足高等院校的利益要求，结果近几年高等学校收费以每年平均高达50%的环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项措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对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部份学校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有关方面1998年对全国14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5,929元；近年来这个数字又有明显增长，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4,000至5,000元，个别学校每年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近万元。有的学校包括中学甚至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违规招生，违规收费。[17]
“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学生中15％以上的学生沦为“贫困生群体”，[18]而政府为“贫困生”设立的助学贷款却是杯水车薪，且贷款担保门槛太高，令许多“贫困生”望而却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国向四家主要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学生共有53.4万人，申请助学金额为33.37亿元，但只有17万名得到了贷款，全部贷款合同金额为12.62亿元，[19]分别是申请人和申请额的31.8％和37.8％。许多贫困的农家子弟与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只得放弃上学机会。据2002年一项调查所示，高校学费在10年间涨了100倍，农民种10亩地的收入养不活一个大学生。[20]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2003年将有212万大学毕业生，比2002年多出67万。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21]2003年在北京、广州的大学生毕业生招聘会上出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极度失衡现象表明：中国已经真正进入“就业的严冬”。[22]
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23]
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79.9万人报考2003年硕士研究生。[24]
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的大学生只占适龄人口的4％，相当于现代化国家这一比例（一般是10％至15％，平均为12.5％）的三分之一，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策略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逐步减少下层社会成员，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使他们无法达到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技术素质与文化素质。
与此同时，当局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又重新捡回了改革前的统治策略：一是加强政治高压，消灭一切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是加强舆论控制，除了严格控制主要官办传媒这架不断制造谎言的机器之外，还大力整顿那些“不听话”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立知识分子。政治高压与舆论控制互为表里，已成为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
三、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出台的每项“改革”都反复证明一点，这些措施最终都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因为整个社会等级秩序还未从法律上完全到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仿佛“保守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下半年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近几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26]
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中国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27]
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但这种“鸵鸟政策”只是当局的“面子工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在现实生活中，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镇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念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保守”也罢，“改革”也罢，只不过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高层人物，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从来都不拒斥让自己的子女及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式来实行变相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始终只是广大下层人民。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与自由主义涉及各领域、主张过于宽泛有关。自由主义政治学主张的民主与宪政真正指向的批判对象其实就是中共现在的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提出经济学家应该与利益集团相结合，主张“腐败有理”等言论，在中国其实正是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不但政治上没有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不少还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互相唱和，在90年代蔚为壮观，俨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的学说。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之间这种差别，但他们聪明地利用了双方话语权不对等这一情况，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所以这场争论的结果不免流于滑稽，因为在“新左派”的批判声中，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似乎在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而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反而逃过了他们声色俱厉的批判。而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在孤军奋战，缺乏后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争论双方回避了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进行争论，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四、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他们一生的文学建树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络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络媒体继续施以故智。2002年8月，中国政府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9]将网络舆论控制公然纳入国家法律控制范畴。一个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正在建立过程当中，用每个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来类别这个方案，那么这个“金盾”监视网络的目的就是能够“看见”、“听到”、和“思想”。所谓“听到”，就是通过自动监听电话对话，搜寻关键词和字句，进行言语讯息处理。同样地，视像讯号处理能够令监视摄影机有能力“看见”；即是在一群人中认出某个人的面貌。这两种“侦测”，其实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应用，被称为“监视运算法则”，是通过复杂的运算法则来分析数据，从而仿真人类神经系统。“金盾工程”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在公众场所建立一个全国性闭路电视或
CCTV 摄影机网络，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施越来越微妙和复杂的镇压。[30]
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是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苏联的写照，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全面监视、失去尊严的环境里，但那种监控还主要是依靠人工与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用全新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大的警察国家里。《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里所宣布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中国人为这一权利奋斗了很长时间，但似乎离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两个半世纪以内，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31]
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共政府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潜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轻而易举地算到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头上，但这种历史观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无裨益。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时写过一篇文章，[32]
其中谈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只能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了挑战。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33]
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