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

萬山不許一溪奔

張錦華，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

    我最近在做一份研究，分析台灣的媒體如何報導中國大陸與貪腐相關的新聞。一般學者聽到這個題目，都很好奇的問：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中國有貪腐，台灣也有啊！我問他（她）們：台灣的高捷泰勞弊案，最近的ETC收賄案，媒體都接連報導數個星期，甚至數個月之久，相關官員下台的下台，起訴的起訴，如果有人再爆料背後還有其他藏鏡人，媒體顯然仍可以再報、再查。但是，大家看過任何一個中共的貪腐弊案，被連續報導超過兩天以上嗎？甚至，大家記得最近台灣的媒體報導過任何一個中共的貪腐弊案嗎？

    答案是：沒有人能答得上來。很多人會說：我看到媒體報導大陸如何高速開發、很多台商投資成功賺大錢的例子；也常常看到報導大陸的黑心商品，或是偶爾有少數台商遇害的消息。但是，確實沒有看到任何中共的重大的貪腐弊案，這個現象很嚴重嗎？

    總部設在巴黎的智囊機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在去年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國官員逃到美國。另外還有6,500名涉嫌貪污腐敗的官員，為逃避法律懲罰在中國國內隱藏起來。報告還指出，「在逃官員中大約有2/3是國有企業的高級主管，非法帶出國的資金數額約在87.5億和500億美元之間。」

    我們當然不完全確定這個數字的準確性，不過，從相關的資料中已可發現，中共的貪腐問題不但是很嚴重，而且，累積的民怨已不可想像。例如，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1993到2003的十年間，中國民眾抗爭事件從每年1萬件起，逐年大量增加，2003年已有6萬件，2004年爆發了7萬4千次維權抗議（這是指100人以上的民眾抗爭事件），參加人數估計高達360萬。到了2005年則更創新高至８萬5千件，平均每天發生200件以上！

    因此，OECD指出，貪腐猖獗正在威脅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中國普遍存在的嚴重貪腐正成為社會不滿的一個源頭，形成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不安因素，並對中共政權造成威脅。

    但是，我的研究發現，台灣的各電視台在去年(2005)幾乎沒有報導任何一件！主要報紙如中國時報、聯合報，平均每年只報導了不到5件，而且，通常這些案例中的主犯都已經被繩之以法，無論這些貪腐案牽連數百人或廣及各種層級，就是從來沒有中央高層涉入，報導中通常顯示中央高層己經在努力懲治貪腐；而且，從來沒有一個貪腐個案被報導１天以上！

    這是怎麼回事呢？台灣媒體不是揭弊案的高手嗎？我們不是有不少媒體派駐大陸採訪嗎？世界各國不是也有很多媒體派駐大陸嗎？大陸兩千一百家報紙、一千三百家廣播電視台，難道都沒有報導嗎？大陸媒體不是已經比以前更開放了嗎？還有四通八達的互聯網呢？為什麼它們可以報導黑心商品，報導超女、報導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百態，卻完全不會報導這些不利於整體中共形象的貪腐案例呢？這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對這些問題感到好奇不解，如果你希望知道中共控制媒體的全貌，如果你想知道大陸記者被整肅的悲慘狀況，你一定不要錯過這本書！這本書的價值不僅是一部資料豐富，解析透徹的著作，它其實是一個不向強權妥協、並已付出沈痛代價的知識份子的生命告白！

    何清漣的這本書，和她其他的著作一樣，是在刀子口上做學問，在揭開刀口的傷痕和血腥的同時，隨時也可能為利刃所傷。這當然不是一部普通的分析中共媒體控制的學術著作，要了解本書的價值，先要了解它的作者，以及這個作者的時代。以下的介紹是綜合相關的報導而成：

    湖南才女　鐵肩妙手

何清漣一九五六年出生湖南邵陽的何清漣，中學未畢業即下放農村，由於其知識分子家庭出身背景，在文革中屢遭打擊與孤立的痛苦屈辱經驗中成長。但在一片紅衛兵造反的年代中，她卻努力讀書，自學完成中學課程。恢復高考後，憑藉其過人的毅力和聰慧考入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其後再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88年獲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並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任雜誌和報紙編輯。

何清漣第一部受到學界注意的作品為「人口：中國的懸劍」，但成名作則是「現代化的陷阱」。「現代化的陷阱」寫的是改革開放後，至一九九五年之前被扭曲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官僚尋租（亦即貪腐行為），造成社會的不公。該書未出版前，曾輾轉連續尋求過八家出版社，所有看過的編輯都極為讚賞，但卻沒有人敢於出版。直到受到劉吉的好評及作序才獲得出頭的機會。劉吉曾是江澤民的幕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曾經約何清漣進京長談了五小時後說：「這本書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筆。」

《現代化的陷阱》被認為是剖析中國轉型問題最尖銳、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僅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而且國際各大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紛紛以巨幅進行報導，甚至登上國際最王牌的書評雜誌《紐約書評》封面。據前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法律編輯兼記者張偉國說，部分認同她的官員大力為她宣傳，汪道涵就隨身帶著一本《陷阱》，所到之處，不遺餘力地向全國黨政官員推薦。

《我們仍然仰望星空》則是何清漣近年的作品，該書是由多個中短編評論，以及一個自傳式敘述組成。其中，二萬五千餘字的「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最具震撼力。文中清晰的分析了中國當前各利益集團精英，如何在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的這場改革中的形成經過，以及造成嚴重貧富差距，階級分化和對立等尖銳問題，該書出版不到十日便售完。北京學術界還就此文自發性的組織了十多場研討會。

國際上一些關注中國問題的國家，也十分重視何清漣的意見。一九九八年下半年開始她先後應邀訪問日本、瑞典、美國等國，與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這大概是她平生難得的一段愉快時光。

不料，二○○○年六月何清漣訪美回國不久，即被告知，中央已下令「降級減薪」、解除《深圳法制報》專稿部副主任職務，並且不准以本名或筆名在任何報刊雜誌上發表任何作品。導火線據說就是前面提到的「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在經歷了長期被跟蹤、監視，住處被入侵，她發覺生命危在旦夕之時，即時的選擇了逃出中國，終能成功的擺脫的監控，於二○○一年六月她到了美國。

何清漣在接受外界訪問時，曾特別強調，她堅持做一個有道德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她的家鄉－湖南的嶽麓書院裡，有很多詩詞和湖南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豪言，對她影響很大。半世紀以來，「兩廣人立言，江浙人出錢，湖南人出血」。作為一個湖南人，她已用半生的經歷，樹立了一位不懼流血的知識俠女型像。

為什麼這位經濟學者會跨足媒介領域，再度出版了一本資料豐富，析理透徹，強烈的散發著一股鐵肩俠骨、勇者無懼的二十萬字的大著《中國如何控制媒體》呢？

事實上，何清漣長期在中共的媒體工作，並因言論入罪，甚至命在旦夕，繼而隻身逃亡海外，她對中共控制媒體的手法，她的優秀的媒體同業身陷鐐銬、有志難伸的遭遇，以及媒體管制和整個中共制度間的緊密糾纏的關係，不但有第一手體會和資料，也有著切膚之痛的義憤填膺。

因此，書中詳細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體的各種法律、規定、禁載命令，針對所謂的社會敏感問題、政治體制問題，如何高度而嚴密的控制國內媒體、網路媒體、外國記者（包括台灣記者）。同時，她也試圖揭開外商帶來媒體自由化的迷思、跨國公司和網路公司如何向中國屈服的事實，中國媒體如何執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義，如何編造中國GDP高速增長的神話，她更蒐集了近年來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體和記者的記錄和分析。這些重要議題，必將成為今後中共體制和傳播研究及教學的重要課題。

讀完這部著作是沈痛和憤怒的，沒有自由的媒體、獨立的司法、民主的機制，言論自由像一隻籠中之鳥，籠子大小或有不同，但終究是插翅難飛。在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中國到來之前，我們能為她做些什麼呢？作者最後的呼籲十分深沉有力：中國的希望在一些為了自由與強權抗爭的勇士身上，這些勇士當然包括書中所列的那些為了新聞自由而付出犠牲的人，正是他們的努力在一點一滴的改變著中國。．．．我真誠的希望國際社會少一些為了利益而放棄原則的公司、團體或個人，因為中國人民需要國際社會民主正義力量的熱誠幫助。

這本書顯然是這樣的努力之一，這本書在台灣所徵求出版的第一家公司──黎明書局，在經過徵詢學者專家的專業意見後，立即欣然同意立即出版，也是令人鼓舞和敬佩的；而正在閱讀本書的您──相信也將加入這份讓涓滴匯成江河的努力。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或許更生動的描繪出這份期待：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2005/3/20 於台大杜鵑花開時節

“大陆传媒何去何从”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馮建三教授

2006年初《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遭停刊，新聞傳出後在台灣引發了一陣反應。相較於過去台灣傳媒對於類似事件的迴響，這次的輿情約略創了一點小的記錄。

這就是說，假使從龍應台在《中國時報》等海內外華文報紙同步發表的批評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起算（1月26日），至3月15日為止，台灣的四家主要報紙對這則消息的報導及相關評論，數量不少、呈現的意見光譜也相當多樣。

《自由時報》有6 篇，是外電編譯及外稿評論，沒有任何一篇是記者撰寫。《蘋果日報》是10篇，除了一篇內稿，其餘的作者身分與文稿性質與自由相同。以上兩家報紙對於冰點事件的再現，倒也符合它們過去的表現。相比之下，比較不尋常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前者以最顯著的篇幅處理，甚至派遣資深記者前往北京，在查禁與壓制的負面事件中，帶入了正面訊息。中時對於冰點的當事記者、外界的奧援、傳媒自由度的有限增強、新技術強化傳媒人衝破言論封鎖的空間，大致抱持審慎的樂觀基調。中時總共刊出了27篇文稿，並且全部在第四版或兩岸（第十三）版，其中八、九成是中時記者的撰述。

聯合在新聞版面也投入了7 篇，其中6篇是記者評論或報導，1篇是外稿。但最特殊的地方是，《聯合副刊》另刊登了7篇評述文章（其中3篇文長，各刊兩日），起於陳映真發表在2月19與20日的長文，與「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最近一篇則是發表於3 月15日的文章，該文的討論架構不是言論與新聞自由、不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不是中國內部的三農或貧富差距與環境生態等等問題、也不是反美與否，該文是作者路況馳騁其「無窮想像」的場域。路況以自己所熟悉的學術資源，有下列說法，『真的可以突破美國文化霸權的思想禁制與陳腔濫調，進行「非美式」觀點的自由獨立考... 大概只有法國的前衛思想家...』。接下來，路況表示，「但那畢竟...是書空咄咄的書齋玄想」，最後是路況心境的宣洩：『放眼今日世界形勢，似乎還是中國最具有走出一條「非美式」路線之潛能...開創新局。』

這是旁觀者清嗎？路況、或者更準確地說，憂心美國的主流經濟生產模式及其相應生活方式終將不利於人類、終將不利於所有生命現象之存在的人，是在以一種局外人的說法、用語或期許，對於局內人、也就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提出了一種局內人難以承受之重，因此徒然暴露了局外人的非份之想與不識實務嗎？還是，局內人、局外人的分別，普世性與特殊性的差異，其實在時間這個最偉大的夷平者與創造者眼中，都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都透露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命題的曖昧魅力與明確困境？

在關注並閱讀了這段期間這些報紙的報導與評論後，台灣的讀者假使能夠進而閱讀何清漣女士這本書，必定會有莫大的領悟。作者曾經是局內人，但目前不得不是局外人，她以相類於其知名著作<<現代化的陷阱>>的筆調與豐富素材，通過了親身的經驗篩選，以更系統化及更具有歷史縱深的視野，導引我們認識中國的傳媒。

究竟什麼是中國傳媒？假使僅從表面觀之，存在著很多的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中國大陸從黨、立法、司法與行政等部門，相繼以各自的宣稱或行動，乃至於立法，表明中國官方也在使用西方傳媒的語言，或說中國官方也很重視傳媒應有的重要職能：輿論監督。又如，起自2001年的無錫市，至2005年的深圳市，中國已經有20餘個地方政府執行了預防職務犯罪的法規或行政命令，其中均明列輿論監督的地位。2004年2月，作為「反腐敗」的一個環節，《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出台了，它將「輿論監督」列入十種監督制度之一。2005年5月10日，廣電總局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中宣部《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對各下級單位發佈了《關於切實加強和改進廣播電視輿論監督工作的要求》。

但是，不爭的事實是，雖然有關藥品、食品、生態環境…等民生議題，以及對其他公共領域的人與事之監督，並不欠缺，惟如孫旭培教授所說，涉及「高層次」（對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輿論監督依然薄弱。再者，作為最權威的輿論監督節目，也就是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以及作為最知名的跨地區輿論監督平面傳媒《南方周末》本世紀以來的批評力道，是在減弱而不是因為有了這些法規而增強。中國的輿論監督至今多屬打蒼蠅、不打老虎、打死老虎…，以致於許多人說，只要政治體制沒有調整，輿論監督之說也就只是在說說之後，折損了這個概念應有的鼓舞與激勵作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使得有心之人，望輿論監督這個術語而卻步，不願提及，而不是選擇運用官方也得認可的概念，推進傳媒的進步空間。

大格局既然是如此的詭異，那麼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荒謬」事情，或是你鼓勵、我壓制的例子，也就見怪不怪。比如，2003年8月28日，「小小」的地方單位江西定南縣政府，因為《人民日報》報導了它違法拆遷私人房屋的行為，竟然敢於「太歲頭上」動土，將當日的中央一級刊物扣押，不准其在縣內發行，事隔兩天雖放行報紙，卻硬是將該則報導撕下。2005年7月下旬，浙江與江蘇這兩個經濟同樣發達的省份，幾乎同時對於輿論監督的要求，有所回應，只是方向剛好相反。江蘇要求媒體必須事先將稿件交給被批評對象審閱，如果被批評對象未簽署意見而傳媒逕自發稿，記者、編輯、值班主任，將受處罰。但浙江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及個人若以任何形式干擾輿論監督，就必須接受批評教育，也可能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到了9月中旬，另有新聞傳出，指廣東、河北等十七個省市聯名，要求中央發文，禁止傳媒異地監督，但新華網同時發表文章，應該是意圖為中央輿論監督，加油打氣。

若說中國的現況與趨勢，游動於陽奉陰違的、限縮的、膚淺的，以及合理的、擴張的、深入的輿論監督之間；那麼，中國傳媒的現狀與未來究竟如何定性，是個更大的問題。1949年之後，依其財政來源，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傳媒經歷了三次大轉型。第一次止於1957年。其後至1979年1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刊登廣告之前，是第二次。目前這種將近定型但還沒有完全定型者，不妨稱之為第三個大的轉型。中國政府在這段期間投入於傳媒日常營運所需的資金，比例日漸減少（這裡說的是日常營運，而不是整體資金構成，是因為中國廣電總局從1983至2003年間，投入於廣電基礎設施…等等項目的資金，估計約是電視所有廣告收入的2至4倍），這就使得傳媒的性格不得不產生變化。雖然行政力量還是發揮關鍵作用，但利潤競爭及其佔有的強化，特別是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會員（2001年12月11日）以降，這種思維與實作對於傳媒的滲透日深，也是實情。這些力量最後會將中國傳媒推向何方？環境如此險峻，浸淫其中的傳媒人員，是將臣服於逐利的邏輯、受制於行政權力當中的不當箝制、是共謀於這兩股力量，還是，官方仍有機會與能力，提出符合傳媒工作者需要的傳播政策，運用但也駕馭傳媒市場、使利潤競爭服膺於非利潤的競爭而出現一種「協調式競爭」的傳媒架構？

對於這組問題，本書提供了一些線索，但無法回答。曾經擔任1998至2001年的《南方周刊》常務主編、現任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畫主任與上海大學研究員，於2005年12月受邀至台北市擔任駐市作家的錢鋼，在來台之前曾於9月底在美國發表講演。他的講詞不啻是從另一個角度與這組問題，有所婉轉的對話。錢鋼提及，有人說當前的中國傳媒是「虛假偽造、枯燥無聊、備受檢查」（phony,boring and censored），他認為，「枯燥無聊」是言過其實，而「暴力、戲劇化、性訴求」也許抓住了部份圖像，但他自己寧可選取的三個字眼是「控制、變化與混亂」（control,change and chaos）。

這樣的「變化」會往哪個方向移動？「錢權的結合」、「能賣就是好新聞」，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屈膝於商業」？關注中國及其傳媒前景的人，仍然必須以各自認知的價值，通過穩健的態度，既有論述又有行動，為營造符合各自理念的情境，努力準備，使其提升而不是沉淪。

中国：剿灭真相的国度

林培瑞/杨莉藜译

    [作者简介：林培瑞 (Perry Link)，著名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本文是为何清涟的新著《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媒体的》所作的书评，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纽约书评》上。]
    China: Wiping Out the Truth
    By Perry Lin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4, 2005
    Zhongguo zhengfu ruhe kongzhi meiti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Media)
    a report by He Qinglian
    Human Rights in China, 152 pp., $20.00

    一

    2002年9月14日，不知什么人把剧毒投进南京一家小吃店的食品里，造成400余人中毒。中毒致死者达到41人时，官方的新华社才登出了一条通知，告诫读者当心南京的有毒食品。即使这样一条新闻也很快被撤回，政府强令撤掉所有此类报道。有毒食品的消息通过打往海外的电话传播开来，36小时之后，海外媒体开始刊登此类新闻，终结了中国国内的新闻封锁。但到那时南京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0多人。

    在那段新闻管制期间，南京的民众从当地的报纸和电视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下面就是9月14日南京晚间新闻的三个头条：

    *南京召开再就业会议，引起全国热情关注；下岗工人感谢总书记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到三月中央税收形势全面看好。

    *李鹏委员长访问菲律宾并发表讲话。

    何清涟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她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1]揭露了9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掌控国有资源的官员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的。现在，她又完成了一部新著来探讨中国的新闻出版问题，重点围绕着那些让人倒尽胃口的新闻引发出的两个问题来展开：真正的新闻是如何遭到压制的？政府用来搪塞受众的政治昏话给公众思维带来了什么影响？

    何清涟把这些问题放在最近兴起的大众传媒业的背景下进行思考。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消减了对大多数出版商——不管是书籍、杂志或是报纸出版商——的资金投入，直言不讳地告诉它们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它们依然属于政府机构，但它们必须自负盈亏。这为出版商们带来新的挑战：它们既要取悦大众又不能迷失政治方向。作为一种应对措施，很多官办报纸开办了晚报或“都市报”，刊登娱乐故事、时装信息、体育新闻，以及其它读者喜闻乐见而政治上又不至于触动禁忌的内容。到2002年为止，中国总数约达2000份的报纸中，有一半属于这种性质。一般而言，它们的销路比主流党报要好，这类报纸赚来的钱用来补贴党报的亏损。

    这些新出版物的出现，使许多国外观察者相信中国培育出了一种新的出版“自由”。中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培植外国人心目中的这份假象，因此对揭穿了皇帝新装的何清涟决不会轻易饶恕。中国的每一种出版物，何清涟写道，不管办得多花哨，都要归属于某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单位。私人投资者可以把资金注入出版界，但是在会计帐目上这要写明是“借贷”而不是投资。宣传部的官员允许报纸在许多问题上发表自己喜欢发表的文章，但是他们会仔细监控任何政治敏感的词句。发表象棋锦标赛之类的东西，没问题。要发表有关台湾的东西，上边不言自明的政策是“你清楚该说什么，不用我处处教你”。共产党的目的是既要保护党的利益，又要避免别人看出新闻是受到控制的。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读者更喜欢流行刊物上那种生动活泼的笔调，而不是共产党的套话空话，报纸越是贴近大众，越是能更有效地完成党的宣传任务。因此，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的报刊在种类和范围上呈现出了更丰富的多样性，但是要谈“自由”，还根本算不上。

    宣传部还时不时地对大众传媒进行公开批评。比如，去年4月30日，官方警告电视新闻主持人不得把头发染成橙色，不得穿紧身裤，不得过分裸露，因为这些做法都“不符合中国国情”。还警告说，主持人要讲普通话，避免日渐流行的南方话，避免夹杂英语，比如“酷（cool）”。中共长期以来都担心如果让“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了诸如着装、言语等方面，就可能产生更深刻的、颠覆性的效果。另外，“南方话”又是台湾话的委婉表达法，而大陆人现在去羡慕台湾的东西是不行的。不过，这样的审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温和、短暂的，没有人把它太当成回事儿。电视节目主持人只用把头发再染成黑色，过不了几个星期，橙色的头发就又露出来了。

    不过，何清涟也细致描述了在过去的十年间当牵涉到严重的政治问题，记者又濒于失控时，官方采用的审查、撤职、停刊、解雇、恐吓、骚扰、甚至杀戮等手段。她列出了禁书目录、被关闭的杂志目录和勒令“整改”（即重新培训，重新组织）的出版社目录。她发现从1998到2002年间，有32名记者被捕入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她还证明胡锦涛治下的新闻控制一点没显露出人们希望看到的那种松动迹象。

    什么东西能出版，什么东西不能出版？答案很复杂，但多多少少都与共产党的政权安危有关。批评政治领袖——哪怕仅仅是不太好的消息，有可能会引起对领导人的批评——就会被视为影响“稳定”。一篇有关某个试图在体制之外成立的组织的报道，比如对中国民主党、法轮功这样规模不大的组织的报道，可能被视为具有“引发动乱”的作用。连一本名叫《降低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的小册子，也遭到了禁止。这本小书只不过总结了宪法赋予农民的权利，政府查禁此书只是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饱受苦难的农民往往会揭竿而起。

    中共政府虽然这样蛮横武断，却一口咬定自己是在按法律进行信息控制。1988年颁布的《保密法》明令禁止造谣诽谤，或以其它方式煽动推翻政府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严禁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保密法》能派上很多用场。2002年，对一位名叫姜维平的记者的判决就援引了这部法律。姜被指控为“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煽动推翻政府”。其实，姜维平不过在香港发表了几篇文章，揭露辽宁省大连市高层官员的腐败现象。他的文章署的是化名，可是仍没有逃过官方的眼睛，毫不留情地判了他八年徒刑。

    姜维平的文章十分大胆，竟敢批评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薄熙来属太子党系，是已经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薄一波之子。中国的法庭见此情景不敢怠慢，风风火火地去帮助这样的皇亲国戚。何清涟还提到一个名叫马海林的军队作家。2001年底，他竟然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李鹏（中国最遭人讨厌的总理，1988- 1998在任）及其妻儿从国家控制的能源公司里大肆圈钱的真相。中宣部立即发布了一条公告谴责这篇文章，并命令没收所有印发出的《证券市场周刊》。周刊的编辑们胆战心惊地在接下来的一期上刊发了“更正”，没料到连“更正”这一期也被全数没收。其它提及此事的媒体也接到命令，要全部删除相关文章。2001年之前，何清涟一直在《深圳法制报》做记者。有一次李鹏的名字印错了，这只是一时疏忽，还是诚心捣乱？对上层来说不算什么事，可是报社的编辑被罚了款，还被迫写检查，作自我批评。

    宣传部有几种方法来防患于未然。它每月编发一份简报，叫做《情况通报》（媒体业内称“中宣部月评”），列出了近期印刷媒体中出现的所有政治性错误。任何一种出版物如果经常出现在《情况通报》上，离关门大吉的日子就不远了，因此编辑们都格外仔细地阅读每一期的《情况通报》。如果有必要，宣传部也会召集记者来参加 “吹风会”。所谓的“吹风会”是用来向记者解释一些关键问题的，比如，为什么某一篇关于腐败问题的报道等同于泄密，因此触犯了法律。从去年开始，播音员必须按照一条新规章来制作电话交谈节目：所有播放“群众意见”的电台必须采用一种设备，使打入的电话延迟20秒播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过滤有害信息。节目主持人必须提高“政治觉悟”，加强“责任心”。如果电台没有那种必须的设备，就不能开办电话交谈节目。

    如果警告、恐吓和禁止不起作用，中共政权就采用更严厉的手段。何清涟描述了利用黑名单的主要方法。从50年代直到70年代，惹怒了政府的作家会遭到羞辱，比如受批评、禁止发表文章、出书，有时还会在“群众运动”中遭到批斗。他们被批斗的情况公开后，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80年代之后，这种群众运动开始消退，90年代则完全消失。不过人们对哪些人曾经被禁记忆犹新，因此这些事例的警示作用依然存在，提醒着人们可能会发生什么。最近，黑名单的作用已经变得非常隐秘。名单一般是在编辑会议上口头传达的，编辑们受到警告不能把名单外泄，因为那是“国家机密”。何清涟本人在2000年也曾经上了黑名单， 90年代发表过她的作品的一些编辑告诉她，他们受到官方威胁，如果发表何清涟的文章，报社就会被封，如果敢把黑名单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特别是何清涟本人，后果也是一样的。黑名单的事情最近为什么搞得这样诡秘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政府要给外界树立一个“自由”的中国形象。

    如果一位编辑不服管教，就可能被定为“内控对象”。这就是说，他会被告知要负起责任，还要写自我批评。后果虽然大家不愿说出来，但心里都明白。如果内控之后仍然没有好转，这位编辑很快会被解雇。有时，“失足者”的朋友也被动员起来劝说他迷途知返。一旦被开除，就意味着失去职位或者永远被禁止进入中国各地的“文化战线”从事任何工作。那些被解雇的编辑和被禁的作家，如果拒绝认错（这里何清涟写的半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的档案就从宣传机构的官员那里转到公安局和国安局官员那里。便衣警察可能会搬进他的隔壁去住，跟踪某个记者，或者破门而入，没收地址簿和电脑——还要编造出一套谎言，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994年出台的一项措施——有人指出是江泽民干的事——说“要用非政治的手段来处理政治问题。”这就为滥用法律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些因政治问题触犯了政府的编辑、记者可能以腐败、欺诈、行为不检点等等罪名遭到指控。何清涟提到《陕西青年报》的一位记者，名叫高勤荣，1998年他写文章揭露了当地某项灌溉工程中的贪污和浪费情况。县里的领导把他抓起来，绑在黑屋的门后，又判了他12年刑，罪名是“受贿、嫖娼、欺诈”。1999年，河南省一位名叫张冲波的工人（并非记者）和另外一位作者合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他所在的县如何“疯狂建设”，致使许多百姓无家可归。后来，张被指控为“私分专项资金”。他所在的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对张的被捕十分愤慨，于是径直去北京告状。结果却被诬告为“法轮功分子”锒铛入狱。另外一个经常用来指控记者的罪名就是“有海外背景”，即使你根本没有。宣传部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告诉何清涟所在单位的编辑，说她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而当时何清涟根本没有出过国。2000年，《时代》杂志和《金融时报》发表了有关何清涟的报道后，她所受的压力才暂时有所减缓。

    长期以来中国有这样一种传统：蒙冤受屈的中国人在下层无法申冤时，就可以求助于高一级政府来伸张正义。何清涟给出了一些例子，说明那些在底层工作的记者相信，如果有必要，上级政府会和他们站在一起。不过她得出的结论是，最近这些年来这种信念有点放错了地方。基层记者往往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地方官僚作斗争，结果却发现上级领导情愿和地方的实权人物保持一致。

    何清涟发现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十分普遍。最近的十五年间，中国的乡镇越来越变得像封建时代的采邑，由一些半独立的组织控制着，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政策、税收、监狱——但没有自己的记者[2]。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此地无新闻”——万一有了新闻，最好是正面新闻。地方官员拒绝跟记者说话，而大部分公众则是不敢跟记者说话。如果记者发现了官员胡作非为的证据，官方总是百般逼迫，而且往往获得成功。2002年6月，两位记者来到山东的一个村庄，那里的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的支部书记私设公堂，用酷刑对付群众。两位记者收集到了证据离开了那里，路上被几辆警笛嘶鸣的警车拦下来。他们被带到党支部办公室，没收了笔记本和胶卷。十几个便衣警察当着宣传部官员的面把他们痛打一顿。后来他们到公安局去指认那些攻击他们的人，结果反倒又挨了一顿拳脚。何清涟相信在这样的殴打中，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她的书中列出了几个至今尚未破案的谋杀案，都是因为记者的报道惹怒了官方，结果遭到谋杀。书中的材料表明，控告高层官员往往以失败告终，因为维护党的整体形象是各级官员的第一要务。

    何清涟把中国记者的现状概括为“戴着镣铐跳舞”，这样的比喻有时不免让人沉思：既然镣铐加身，再去跳舞还有什么意义？揭露丑恶现象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但却远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相反，倒是常常给记者带来灾祸。为什么不顺着这个社会制度，仅仅报道些好消息，也乘机得到提升呢?如果记者遵守中国的游戏规则，为官员和企业唱唱赞歌，要挣钱还是很容易的。不过，何清涟发现，许多富于理想主义思想的记者不顾个人得失，以极大的勇气讲出真话。这说明“为民请命”这样的中国传统美德，依然受到人们的敬重。最近这些年，普通中国人对腐败、欺诈、仗势欺人、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怨言越来越多。如果有一份真正不受政府控制的报纸，此类话题可以填满整个版面。一位记者如果能把此类黑幕揭得比他它记者深入一点，就轻而易举地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不过，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记者必须想出一种在体制内周旋的手段[3]。在这个问题上，关系网起了作用。官僚们有他们的关系网，仗义执言的记者、编辑、出版商也有自己的同道，来得到帮助，获取信息。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记者如果在一个地方受到压制，有时可以依靠这种关系在别的城市、别的出版单位找到工作。

    此外，由于地方官员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情况，不受地方官员欢迎的新闻常常很容易在其它地区发表。比如，2000年春天，陕西省有五位农民来到省城西安，诉说他们得了“怪病”，结果却查明是艾滋病。卫生部门的官员让这些农民所在地区的居民进行血检，最后查出4%的人口HIV呈阳性。陕西省政府把这件事定为秘密，并下命令停止血检。当地的两名记者杜光利和王武联系到了远在广州的《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赵远赴陕西，在杜和王的帮助下采访了当地的群众，回去后把报道发表在广州的报纸上。恼羞成怒的西安官员把杜和王召来，质问他们：“你们怎么认识赵世龙的？”按照法律这样的问讯应该由宣传部官员来做，但是这一次和往常一样，依然是由公安局出面。揭露艾滋病真相，医务人员因此可以及时应对，按理说杜和王无疑救了很多人的命，然而他们得到的报答却是永远从记者队伍中开除，因为他们“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何清涟在书中说，她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发现“根本没有哪个国家把艾滋病当作国家机密的。”

    何清涟还写到湖北的一位教师，把40年代晚期以来中共报纸上刊登的支持民主与基本自由的文章进行耙梳整理，结果收获颇丰。因为那时的共产党正在反对国民政府的专制体制。然而，到了1999年，如果再讲出“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这样的话，就会被视为指桑骂槐，因为中国依然远没有实现多党制民主。于是，宣传部的官员把该书列为禁书，作者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同时还对出版该书的出版社进行了整顿，声称：“我们必须严禁出版此类用历史攻击现实的书籍。”

二

    毛泽东时代，“思想控制”曾经大行其道。思想控制现在还起作用吗？当新闻受到压制，代之以实质上等同于政治广告的东西时，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像共产党经常教导他们的那样，相信人权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玩弄的手段？是不是相信那邪恶的台湾总统要破坏祖国统一？

    对这些问题，何清涟很悲观。她相信中共要掌握权力，需要把公众控制在无知和“半无知”状态，因此他们严禁公众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这种战略往往屡试不爽，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如此，因为外国人太容易接受中国官方的谎言。

    一般来说，外国人对于中国“新闻”系统的运作所知不多，这一点何清涟说得很对。国际报业常常引用新华社的消息，仿佛它跟路透社、美联社属于同类媒体。事实上，新华社有两种基本功能，不管哪一种都跟路透社不同。新华社的大多数报道是给中共领导人看的，因此处于保密状态。专供最高领导阅读的最密级报道（如《天安门密件》所示[4]），都非常详尽、准确，内容十分敏感，比如有关于四处蔓延的群众示威抗议的报道，一般人永远也读不到。在制作这类报告时，新华社更像一个情报机构，而不是一个新闻机构。（事实上，新华社的一些工作人员本身就是以新闻工作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新华社的第二个主要功能，是小心翼翼地按照党的意思挑选出一些新闻给公众阅读。这些报道，按照中共的套话就叫做“宣传”，实质上是新闻与政治广告的杂拌。

    关于公众在多高程度上接受新华社那歪曲事实的新闻报道，何清涟的看法也许太悲观了。新华社对法轮功的宣传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试图消灭法轮功在公众记忆里的一切痕迹。不过，我敢打赌，如果明天共产党完蛋了，用不了一个月，法轮功就又回来了。官方的宣传如果和公众的情感——不管是现有的或是潜在的——相吻合，宣传效果最为显著，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1999年5月7日，美国炸毁了——且不管是不是“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反美宣传和公众的反美情绪一拍即合。近几个月来，新华社密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必然。这种一厢情愿的报道简直有点可笑，然而那种吵吵嚷嚷的民族主义情感大宣泄似乎很受人欢迎。

    在国内事务上，宣传手段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了。民族主义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人们接触到的腐败和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平现象太多，民族主义很难在这一方面唤起人们的共鸣。标准的党报，如《人民日报》，发行量急剧下降，依旧订报的老客户大都是长期以来掌握了读报技巧的读者。比如，他们看到了“南丹矿难英勇大营救”这样的报道，会立即得出结论，在这次矿难中死伤十分惨重。

    阿布哈里卜监狱的虐囚案显示了中国国内解读新闻的不同方式。虐囚丑闻被揭露出来时，新华社发表了一些声明，如：“华盛顿自诩为国际人权卫士，现在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虐囚形象像重磅炸弹，炸哑了美国的惺惺高调，炸毁了美国虚假的正义”。 [5] 中国网络聊天室里，大多数人都在重复着这些观点，无疑，虐囚事件确实玷污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但是，当中国人把阿布哈里卜监狱的虐囚丑闻和中国自己的酷刑相比较，人们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了。“某些国家” 的问题是，一位网络评论者写道：“它们伤害了自己的人民，却连错都不愿认，甚至连讲都不让讲。”耶鲁大学一位社会学研究生，名叫安托尼•萨皮尔，分析了2004年5月初粘贴在《人民日报》网站论坛上的500篇有关虐囚事件的评论[6]，发现人们的观点“相差很远”。约有45%的评论是反美的，33%的评论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因为美国公开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如果受害者是中国人，而不是伊拉克人，人们的观点分歧就不会这么显著。当年美国攻击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炸死三个中国人，中国的反美情绪十分强烈、失常。何清涟论述了宣传部有时是如何鼓动反美情绪的，她担心许多中国人学会了“仇恨”。这个词说起来也许语气太重了点。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是一种掺杂着嫉妒、敬畏和痛苦的混合物。他们认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盛的国家没有给中国应有的尊重。他们痛恨美国，把美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但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炸馆事件发生之后，那些向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块的学生里，许多正在申请去美国读书。有的中共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煽动反美情绪，暗地里却把子孙送到美国，还在美国开了账户。

    何清涟论辩说，如果把腐败、社会不公、统计数据的掺假，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考虑在内，中国的总体经济成就并不像新华社所说的那么辉煌。这些年来，由于中共是靠经济增长（还有民族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的，而经济增长又依赖于国外投资（每年约有450亿美元），因此党需要尽可能地维持中国在外国投资者中的良好形象。这一点中共政权做得很不错。看到外国人显得那么容易被欺骗，何清涟感到十分失望。有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