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不管他们的走访是否深入，总是以为“我了解中国”。芝加哥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华人）就曾对我说：“我到过中国，还搭出租车到上海郊区看过，这总应该算是了解中国了吧？”对此问题，我啼笑皆非，因为我知道，任何学科都不会将搭出租车观看某地算作“实地调查”。

    对于观察家们来说，如果总是被一些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就会堕入“盲人摸象”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因为表面现象看得再多，也毕竟只能了解“大象”躯体的一部分。笔者引用这个寓言，是因为许多人往往分不清“见微知著”（从小处观察大处）与“盲人摸象”的界限在哪里。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人只要去中国的几个大城市“走马看花”式地旅游一趟，几乎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有古老历史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变。但正是在这不断奔涌的时代激流下面，中国也有始终不变的东西。而这始终不变的东西，正是被这个国家的政府动用一切力量全力护卫的专制政治制度。
 
    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本书是笔者继《中国的陷阱》之后完成的第二本书。从这两本书的研究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中，变化最大的是资源分配方式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原来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由于资源分配的大权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从而使得政治精英集团成为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团。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几乎没有任何本质变化，仍然是一党专政。近几年总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变革无关。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改变的只是政府的管理方法与部门设置、人事任命方式等等；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的却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即政府权力来源是民主选举，还是来源于用暴力夺权后建立的一党专制。

    中国政府善于编织各种谎言，而且从来不会因为撒谎而感到难堪，但脸皮也还未厚到宣布自己实行了“欧美式民主政治”。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面对听众的提问也只得被迫承认：“中国人民至今还未做好选举领导人的准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所以不具备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能力。温家宝的谈话，与20世纪中国历代政治精英拒绝实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如出一辙。但中国政府的行为却又与此藉口相反：目前在人口总体素质最低的农村里，中国政府恰好允许在那里实行村委会选举；而在人口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里，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任何松动迹象。这一事实说明，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配享受民主政治，而是中国政府至今还未“做好放弃独裁的准备”。

    如果就政治体制的特质来看，中国现在奉行一种与旧极权政治不同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新极权政治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一脉相承。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是步苏联后尘建立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非常精确地描述过这种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极权主义当权，它必然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权力所及的地方，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的传统。不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有传统，或者其意识形态的精神泉源为何，极权政府往往把阶级转变群众，而且，藉着群众运动，依赖一党专制体制取代了政党制，同时把权力核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手里，也建立起一个以征服、统治全世界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传统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识，以功利为目的诸种范畴都无法帮助我们处理、判断，或者预测它们的活动途径[1]。”

    因为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对极权体制的剖析一针见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因为这些分析会让人产生许多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联想。而那些对“贫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论表示充分理解的外国政治学者，却能在中国获得不少被介绍的机会，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邹谠（美籍华人，已故），因为他在著作中反复表示对“中国的专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深深理解，符合中国政府的需要，因此曾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邹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与“农业学大寨”的深情赞美与向往，足以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瞠目结舌。

    以汉娜·阿伦特概括的特点来观照当今中国，就会发现上述极权政治的本质特点在中国其实未曾发生变化：

    一党专制仍然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从世界各国现有的宪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部“宪法”：中国政府主持制订的宪法与中国共产党互相赋予对方以权力的合法性，宪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这一宪法又赋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地位，最高政治权力由中国共产党绕了一个弯自己授给自己。最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共产党认为宪法条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立刻可以修改。中国的制宪历史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段历史。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中确立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曾经成为清王朝效法的榜样。而日本1945年以后的“和平宪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但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在这一百多年当中虽然有过几部有“宪法”名称的文献，却从未建立真正的宪政。中国共产党扶持了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所有经费、干部的工资福利甚至办报刊杂志的全部经费，却全部列入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预算，然后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开支，这些“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命、级别与升迁也全由共产党的人事部门与统战部掌管。多年来，这8个“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花瓶”，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装点门面，对共产党的任何荒谬决定（如镇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1999年镇压法轮功）都无条件地鼓掌欢呼。除了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国民间的任何组织，哪怕是单纯的学社，都被共产党悬为厉禁。2003年，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亲中共学者在欢呼中国即将进入“民主宪政国家“的行列，但在中国任何有关宪政的讨论仍然被当局严厉禁止。很难想象，由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领导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主持修订的“宪法”可能将中国带入“宪政民主”国家的行列。

    掌握军队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保持权力的最后手段。每一次政治高层换届，军委主席一直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保持政治控制力的位置，即使是从未做过中国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也一定要保持军委主席的位置。与此同时，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干预越来越多，监控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及其他异议人士，成了国安部的日常工作，整个因特网(Internet)系统更是全部由国安部掌控。中国各级政府解决社会诸种矛盾的手段，越来越借助于警察系统的暴力镇压，警察执行公务过程中越来越随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广州大学生孙志刚被无端收容后暴死收容所事件即著名一例，许多黑社会组织背后的撑腰者就是警察系统的官员。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但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正好与传统文明呈断裂状态。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否定得如此彻底。即使在斯大林（Staling)时期，苏联共产党也还对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文明进步表示尊敬并引以自傲，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将自己国家的文明作为“封建主义的垃圾扫进历史垃圾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被斩断文明之根的中国人其实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漂泊无依。而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是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中间组织－－宗法组织，将原来的“政府－宗法组织－个人”这种社会关系简化为由“政府－个人”，从而消灭了任何民间的组织资源。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事实：正是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为中国的专制政府输血，才使这个政权能够延续其生命力。中国的大城市居民能够沐浴外资带来的雨露阳光，而9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却正在痛苦地挣扎，到2003年初，中国的失地农民已经高达8,000万人[2]。中国的农民为了摆脱这种毫无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据统计，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倍，每年有15万农民服毒自杀，50万人服毒自杀未遂。据分析，贫困的煎熬与基层政府滥用权力压迫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3]。

    中国人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权利作艰苦的斗争，其中以农民的反抗最为悲壮。

    只能利用原始武器装备起来的农民开始了有组织的抗争。自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抗争每年虽然高达1万多起，但总被武装到牙齿的政府武装镇压下去。不少农民悲愤地说，现在因为政府拥有的武力实在太强大，只有锄头、大刀一几把鸟枪的农民们“斩木不能为兵，揭竿不能为旗”（中国古语，意谓“砍断树木作为武器，举起一根竹竿作为义旗，号召天下受压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

    中国政府就是坐在这样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国的媒体集体撒谎，讴歌“太平盛世”的“繁荣”。
 
    二、墨写的谎言涂饰着中国
 
    然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有嘲讽意味的是他们面临这样的现实：尽管他们的生活充满痛苦，中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却总是充满“阳光”。这种“阳光”不仅照耀在中国境内，而且还延伸到中国境外。如果说欧美国家的记者偶尔还能够写上几条暴露阴暗面的报道，那么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努力对中国政府尽美化之能事。2002年12月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亲耳听到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一位姓史的华人教授在做学术演讲时，用种种他“调查”得来的数据论证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中国政府与现状“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面对听众的质疑，他甚至洋洋自得地说：“连中国政府官员都对我讲，你这个调查中谈到的群众对改革的满意度比例，比我们自己做的调查还要高几个百分点。我对这些官员打保票，我这个调查绝对没有问题，是有科学论据的。”对我来说，在一次会议上驳斥这位学者的“科学论据”并不用花太大力气，只需要指出中国政府从2000年以来颁布了两个涉外调查法规（见第一章注10），明确规定境外机构不得自行调查，这种在安全部操控下取得的调查数据根本没有可信度。但他的文章却正在用英文出版，不仅成为他升迁的基础，还因其“学术外衣”误导着其他学者的研究。

    这当然与中国政府在海外的努力有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起家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即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的势力，用这些“统战对象”的口向外界宣布中共的圣明。自从中国政府手中有了几个钱以后，资助或者干脆暗中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就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手段，中国政府从中尝到了巨大甜头，将三者称之为中国政府统战工作的“三宝”。

    中国政府设在所有国家的大使馆与领事馆，其主要任务不是协助本国侨民解决困难，我已经看到不少华人在文章中抱怨自己在海外遇到困难，如因被偷窃而失去路费等，到领馆去求援而被冷淡地拒之于门外。所有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事“统战”（统一战线）工作，为塑造中国政府的好形象而努力。因为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 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这些报纸对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总是全文照引，只改了一下标题，并将消息改写成“本报讯”，立场与中共官方的声音和观点如出一辙，连口气都越来越象。《星岛日报》的老板Sally Aw Sian 已成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但中国政府在将对外国媒体的门关紧的同时，又对海外华文媒体象征性地打开了另一扇门。2005年9月11日到9月13日，由地位与新华社相当的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中国武汉与广州分别召开，武汉峰会据说有来自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华文媒体的300多位代表，广州峰会则有来自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华文传媒的80名代表。由于中国媒体的刻意渲染，中国人民可能真以为“华文媒体”正在成为世界主流，而不明就里的中国媒体还煞有介事地报导海外华文媒体正在探寻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之路”[4]。

    但最误导人的还是让中国读者误以为参会华文媒体真是什么秉持自由精神的“独立媒体”，尽和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5]。

    不过，没有人会指出一个事实，在参加世界华文媒体论坛的几百家华文媒体当中，有不少媒体事实上早就接受中国政府资助，更有媒体是中共自家创办，只不过妆扮成独立媒体的模样罢了。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 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24小时不间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6]。

    台湾自然也是中共渗透的重点区域。 据《南方快报》报导，台湾目前有17家媒体有巨额中资介入，其中包括8家平面媒体、4家电子媒体、3家周刊、一家出版社与一家科技杂志社。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利用台湾一家电视台负债多、资金缺口大之机，以旗下两家境外网际网路网站名义，资助台湾这家电视台及一个网站总计五千万美元资金。《自由时报》曾于2003年4月18日报导说，台湾情报机关发现，中国大陆已将渗透台湾媒体列为对台重点工作之一，且有多笔数千万元新台币不等的中资机构，秘密透过几个国家和地区，层层转汇投资台湾几家报纸、电视台。而这些中资入主的多家报纸、电视台，其报导方针迥异于中资入主之前。不仅增加很多关于中国政经民情报导，且有意忽略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社会动荡、民间抗争、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的消息，侧重于中国经济如何飞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如何提高，极有利于中共在台湾的统战工作[7]。

 
    中国政府努力“统战”的“成绩单”看来很不错，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政府总是一片赞誉，如果偶有批评，那也只是对枝节问题与底层官员的批评，而且也主要针对那些已经被曝光或被逮捕的腐败官员，属于“小骂大帮忙”之类。“小骂”只是为了遮掩其真实立场，在读者面前显示“我们也是站在公正立场上的媒体”。中国政府的“灵活性”（其实只是放弃原则的机会主义）甚至体现在这样一些小事上，在中国大陆，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禁区，而中国驻洛彬矶领馆却年年召开“知识青年联谊会”，对这里的知青研究并不禁止（因为小范围内研究人才有限）。最让中共得意的是，2003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竟然将五年一度的人权奖颁发给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且不论邓家子女在“六四”血案中的间接责任，仅仅是让邓朴方得以获奖的那个“中国人残疾人联合会”本身，也只是邓家子女敛财的工具，其所有的贡献只不过是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聚敛而来的大量金钱吐出一小块而已。

    这个“人权奖”赫然挂在独裁者脖子上，不仅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蒙羞，也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共指称的“国际反华势力”与亲中共势力比较，前者的力量可能微弱得多。因为各种国际人权组织凭借的只有道义力量，而中共政府的金钱外交有时确实能够让一些所谓的“人权活动家”与人权组织放弃原则，为独裁者服务。

 
    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中的部分精英总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梦中女神，中国人只能看见女神的裙裾飘动，却始终无法将这尊女神请入中国的政治殿堂。

    但笔者坚信，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开放，中国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化。至于这个过程的长短，却还要看中国政府与反对力量之间的博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中国的报刊电视台能否成为自由媒体，道理很简单，一个信息封闭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国家，媒体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风向标，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媒管理原则，不仅误国害民，中国政府自己最终也要受到这种愚蠢控制的报复。因为这种过滤信息的方式最终导致信息严重梗阻，下情无法上达，决策层无法了解社会实际状况，做出的政治决策自然也总是“药不对症”。中国近25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社会观念的变化。社会成员的代际沟通已经极为困难，身居高位的政治高层最年轻的也已经有60岁。即使在一个信息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里，老一代人与快速变化的社会都会产生隔膜，更何况在信息受控制的社会里，代际沟通更加困难。无法设想，一群垂老且固步自封的老年人能够胜任地领导13亿人口的大国。

    通过控制媒体营造出来的“繁荣”固然能骗外界，但却骗不了自己。90多年前，中国打倒帝制之后的第一个总统袁世凯想复辟做皇帝，引起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做传承帝位的皇太子，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反对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为他的父亲一个人编印了一份专登拥戴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让他的父亲陶醉在颂扬声中。但这份只有一个读者的《顺天时报》最终愚弄的还是袁大总统本人。在做了103天的皇帝之后，一代枭雄袁世凯不得不在全国的反对声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国政府目前控制媒体的做法，其实也只不过是效法袁克定印制假《顺天时报》的做法，聊以自慰而已。

    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国民思想的做法不止于控制媒体。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大学竟然启用了特务学生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这种学生特务有个名词，叫做“信息员”。据一位大学教师在博客里介绍，“信息员”制度内容大体如下：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同学，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

    这些信息员都被派到各个院系。一位教师上课有点名的习惯，有一次上课，发现多了一位，反应非常灵敏：“你是学校派的信息员吧？”这位信息员非常厚道：“老师，我是信息员，来自工程学院，您上您的课，我不碍事。”

    学生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大陆之外的人看了真不明白。但我可以将这番话的文化密码解析一番。这位学生的话实际上是说：“老师，我来听课只是职务行为，完成任务。我不会告发你什么，请放心。”――这话我曾听过，当年，我在新疆讲学时，当地安全厅一位官员就列座于其中，晚上还要与我一道吃饭。为了安抚我，他让他妻子也如此这般对我说。

    信息员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官进爵”，成为入党积极分子。而党员毕业以后，就业优先。

    老师们并未迟钝到不知信息员制度为何物，毕竟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隔几年要重来一次的“革命大国”，“运动经验”都还丰富。这位教师记载说，当时系里负责人给老师们传达学校将要实行信息员制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制度！一所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居然在实行着朱元璋子孙们的制度。可怕，但是这是事实。”

    这位教师接下来写下自己的感触：“在‘可爱’的信息员面前，作为老师，您还能针砭时弊？有些老师本来就昧着良心，经常向同学们宣讲中国形势如何大好；加了一个信息员，良知未泯的老师，恐怕也要噤若寒蝉。这样，充斥在学校课程上、教室里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团结’的稳定和谐之声。”愚弄学生唯一的后果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社会现实根本就不是老师说的那回事，这个“可爱的社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如此严格控制媒体言论与人们思想，正是中国政府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笔者现在生活的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任何言论的国家。波士顿（Boston)、旧金山(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好几个城市都设有“革命书店”(或叫“红色书店”)，专门出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许多左派组织相当活跃，这些左派们的主要理论任务是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这些组织的活动，禁止过它们的自由讨论、自由印刷、自由传播。因为美国政府相信，美国公民只有充分、无畏地面对针对他们制度的一切辩护和一切批评，才适合实行自治。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公共讨论的自由不可限制，限制这种自由等于摧毁公民自治的基石。我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时曾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思”(Spartacus)的左派组织成员来找我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言谈中，这位先生抱怨美国的“工人阶级”因为活得太舒服，因此缺乏革命精神。我告诉他：“如果工人生活得很好，他们确实不需要革命。中国的工人、农民如果能够吃饱饭，他们也根本不想革命。由于你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人民吃饱了苦，受够了罪，中国人民现在的最高理想是拥有一个你们这些左派痛恨入骨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我还告诉他：“我在中国只是批评了政府的腐败，就如此为中国政府所痛恨不容。如果你们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早就被投进监狱去了，因为你们天天在号召人们推翻政府，中国法律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就是为惩治你我这种人设立的。你们热爱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不给人以言论自由；你们痛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好保证了你可以痛骂它而不用坐牢的权利。请你们想一想，到底哪个制度好？”

    允许各种反对力量活跃在自己的国土上，既是美国充满魅力之处，也是美国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主要原因。

    当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做法还有从苏联学来的故智。前苏联就是一个布满克格勃特务的“红色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时受到监听。而监听者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冠冕堂皇的借口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renitzin）曾写过一部政治小说《第一圈》，描绘的就是特务横行、人人被迫说假话的“红色帝国”苏联。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压迫、暴力与恐吓，就可以永远维持苏共的独裁统治。然而，强盛一时的苏联帝国终于化为历史烟尘，苏联共产党也成为独裁者的代名词而受到历史的唾弃。中国共产党政府愚蠢地坚持步苏联共产党后尘，除了让整个中国为他们陪葬之外，不会有更好的前景。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信息，正好比决策者用黑布将自己的眼睛蒙上，成了看不见外部世界的盲人；而中国的媒体则好比一匹马，驾驭它的决策者按“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实行奖惩，宛如给这匹马的眼睛也蒙上一块黑布，于是，中国就在“盲人瞎马”的导引下前行，向“深水池”一步步迈进。

 
    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尽管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一些海外人士或团体因为与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无视中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不人道事情，对中国人民的痛苦充耳不闻，只管为中国政府献上廉价的“赞美诗”。但不管任何时代，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总有正义人士会超越个人利益，关怀整个人类的福祉。

    我无意多去评论屈从强权这类事情，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屈从强权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只想提及一些始终不渝地在为中国人权呼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这些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搜集发布的各种真实的信息，始终是那些廉价“赞美诗”的克星。也因为有这些组织的存在，中国政府用金钱收买的势力还始终不能一统天下。就在2003年12月18日，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公布了2004年世界独立国家自由评比报告，台湾被列为全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分数仅次于日本；中国则为亚洲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情况只比北韩及沙特阿拉伯略好。 也因为有这些组织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政治犯与良心犯的待遇才能够比毛泽东统治时期有所改善。

    我同样钦佩那些在中国国内始终不向强权妥协的人士。我从那个国度出来，深知在中国要想坚持不向强权妥协，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包括被“知识分子”群体被迫或主动地孤立，因为与“异端”的交往可能会使他们陷入不测之境，丧失安全感。本书列举的那些因揭露腐败而身陷囹圄的记者所做的努力，始终是照耀中国人良知不泯的一盏明灯。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也为信息自由做出了独特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例如，“法轮功”的刘成军先生曾于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的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资料片，因此被捕入狱，在历经了21个月的残酷折磨后被迫害致死。刘成军付出了生命代价，但许多人因此得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牺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我曾看过不少“二战”时期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资料片，发现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一个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之上且政治清明的中国，比目前这个正处于极端腐败、视本国人民如草芥，且在外交中毫无原则，唯利是图的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起的作用要积极得多。

    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揭开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最后，我要提到美国的“中国人权”这一非政府组织，在它的资助下，我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媒体管制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报告已经由中国人权印刷成小册子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正是因为这一研究项目，我才有机会清理自己在中国媒体业从事多年工作的种种体验，并且阅读了大量文献与资料，从而加深了对世界各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管制历史的理解，现在我撰写的这本书就是在那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我再次向“中国人权”表示真诚的感谢。
 
    2004年1月初稿，2006年3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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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annah Arend：《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联经出版社（台）1982年出版。该书译自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art Three, Totalitarianism.
    [2]应笑我：“中国土地忧思录”，《泰山通讯》增刊第36期，，2003年9月30日。
    [3]《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0日。
    [4]“羊城云集传媒巨子，全球华文传媒峰会今开幕”，
金羊网 2005-09-14 15:16:57，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9/14/content_983466.htm；“用汉语向世界叙述中国——为全球华文传媒峰会而写”，金羊网 2005-09-16 15:05:20
    [5]文扬：“中国政府和海外媒体的‘招安’与被‘招安’”，多维邮报，2005年9月22日。
    [6]“红色政权在美国：媒体渗透”，《大纪元时报》，2004年5月19日。
    [7]“中共渗透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时报》， 2004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