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管子·小问》
 

    9－1 自封闭人口增长机制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人口（人口基数）和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孕育了人口高速增长的潜能，但在传统生育文化仍然涵盖一切的时候，我们还不可能对这个历史潜伏点的严重后果具有理性的认识。加之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经济上的工业化，使我们在建国后的10年中成功地应付了庞大的历史人口和新增人口的生活需要——这种“成功”主要表现在为天文数字般的人口提供了基本有保障的生活资料和发展条件——这种巨大的组织和控制力量带来的成功曾一度使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过剩人口。

    那时候，我们也不懂得“地球上各族人民遇到的困难互不相同，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泰戈尔语）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盲目照搬苏联模式时，也引进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定产物——鼓励生育政策，这就使中国固有的多生多育风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获得新的政治动力。

    但是，中国人口增长机制处于自封闭状态的盲目增长运行中，更主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福利制的实施，切断了人口变动与家庭经济变化的因果反馈链，按人口配给生活必需品的福利性措施使价格机制隐遁，导致生育成本计算失真，从而使个人丧失了自觉调节生育行为的前提动因。

    在农村中，归属权缺乏透明度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掩盖了长期以来日趋尖锐的人地矛盾。单家独户的小农经营必须要有一定量的土地供耕作才能维持生存。而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下，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对农民家庭的生产能力和生活需求量的限制消失了，人们总能按人口分得口粮等实物，因此在农村中，生育子女甚至成了扩大家庭消费的手段，农村也就成为中国人口障碍的发生地。

    要言之，“大锅饭”导致个人经济行为的丧失，生育决策的经济依赖由以家庭为单元变成以社会为单元。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虽然导致了总体边际生产率的降低，经济内卷化的后果却由社会承担，对生育主体——家庭，却没构成直接危害。

    在城市中实行的福利性充分就业原则使城市人口就业得到保障，家庭生育效益的期望值得以实现。但这种就业政策却使最能反映人口再生产态势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丧失了这一反馈功能。当城市生产部门无法安排广大剩余劳动力时，上述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村人口压力这种表面上的消释力，使政府倾向于把城市人口压力造成的劳动力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这就是从60年代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上述诸因素作用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压抑薄弱，生育积极性超强发展。而人口过速增长这种信息无法在个人生育行为上得到反馈，社会又从经济上失去了对家庭微观人口增长机制的抑制途径。面对不断增生的庞大人口，政府只能采用扭曲价格体系，扭曲生产结构，实行差价福利等等来应付人口膨胀的挑战，这样就形成了建国后特有的自封闭人口增长机制，如图9－1所示:

 
    这样一种自封闭人口增长机制运行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从1840－1949年中国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6‰，  1949年中国人口为45,167万，到1985年则达104,532万，在短短30年内，中国人口又经历了翻一番的奇迹，比起上一个人口加倍的周期，这一次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9－2  变形种种
 
    人口过速增长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人口压力使中国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愈演愈烈，庞大的新增人口所需的消费资料令社会感到不堪负担，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在人民基本消费残缺不全的情况下，积累饥渴依然存在，对被挤压到最低限界的消费还时有冒犯，所谓“高积累”都是通过侵吞消费实现的。如图9—2所示。

    第二，福利性的全面就业政策导致企业效益下降。青少年和妇女就业问题及消灭“产业后备军”的尝试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就业压力，全面充分就业政策迫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劳动力投入量为中心展开。

     表9－1说明了全面就业政策是通过牺牲效率而实现的，就业率增长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表9－1：1981年部分城市就业率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

    资料来源：冯兰瑞“论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经济与人口》1983年第6期。
 
    如表9－1所示，全面就业政策只是从表面消融了就业压力，将明显的过剩人口暂时变为潜在的过剩人口。这些就业措施发展到后来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一大顽症，既损害了微观效益，又成为宏观生产和消费关系最薄弱的突破口，并使效率和平等的矛盾特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的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平衡，使人民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能进行低效率生产并且平均分配产品，但却使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变形为“各尽所能，按不足的低需求分配”。这种分配法则又妨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在更低的效率下进行，形成了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逆向效应。

    第三，导致了严重的农业危机。人口膨胀使早就存在的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粮食总产量虽然不断提高，人均粮食产量增长却异常缓慢。

    上表揭示了中国存在着边际效益下降的农业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由于人口增长机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交织作用，使农业中的规模经营不仅没有相应的规模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规模负效应，阻碍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总人口中近80％，劳动力近75％（3亿5,000万）集中于农村，这么多的人在如此狭小的经济活动空间里从事生产，其中已隐含着严重的潜在失业（隐蔽失业），再加上大锅饭已成了人们懒散的心理寄托，所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益远远不能抵销在人口压力下经济总体的低效运转造成的人力的浪费。据分析，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额中靠增加劳动力投入而增长的部分为59％，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仅为41％。1952－1978年农业国民收入增长因素中，增加劳动力投入量的贡献平均占78．2％，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的贡献仅占21.8％[1]。这样的结果，并不说明中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业国民收入的增长依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而应该说是过多的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分集约化经营，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中国农业不能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技术密集型，表面上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就这样掩盖着实际上的农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

    二、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化。由于人口压力和其他种种原因，粮食供应总是处于匮乏状态。为了解决粮食匮乏，政府被迫采取“以粮为纲”的政策勉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但却使农业生产迅速单一化。（表9－2，9－3）

 
    表9－2：  1949－1981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2》，《中国统计年鉴，1983》，本表据其中数据计算所得。
 
    表9－3：  1949－1983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国家统计局：《关于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农业生产单一化强化了传统农业生产中惯用的薄型平面垦殖方式，使利用空间非常狭窄单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极大。

    三、环境功能的破坏。主要表现在毁林开荒上——各地森林被大量砍伐的结果，使森林覆盖面积大大减少。1982年全国森林覆盖率仅12.5％，居世界120位之后。目前全国人均森林面积仅1.8亩，不到世界人均15.6亩的八分之一，而且分布极不均匀。植被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致使中国现在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水土流失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每年流失的表土在50亿吨以上，相当于每年流失4,000多万吨化肥，造成100多亿元经济损失。[2]

    中国人口每年以1,400万的速度在增加，耕地近几年则以每年700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这种尖锐的矛盾对农业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形成了破坏生态平衡、强化贫穷落后的动态恶性循环。

    第四，使中国城市化道路病态发展。在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面前，为了防止“城市人口膨胀病”，政府只得依靠计划经济体制的相应政策和行政措施（如户籍管理制度及配套的生活必需品供给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资金、商品、物资、信息交流都在政府严格控制下进行；与此同时，还通过提高设市立镇的标准限制小城镇发展，城镇人口的比重始终被人为控制在总人口的10％至20％之间，直到70年代末才稍有上升。

    这些措施虽然遏止了城市人口膨胀，但却限制了城镇化水平，强化了经济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即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处于隔绝状态。尤其是城乡就业体制的割裂，使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大工业的转移不能实现，甚至在农村内部，农民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也一直受到压制，农民长期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由于他们生活在落后的社会氛围中，文化素质非常低下，由此又造成了中国农村高生育率的持续性，及由此而来的农村人口比重惊人的稳定性。从1952年到1978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由87.5％降到82.1％，年平均下降只有0.25％。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力比重由88％降至76.1％，年平均下降也只有0.56％。

    人为地抑制城镇化，导致城镇化进程大起大落，如图9－3所示。

    城市规模虽然勉强被控制住了，但是农村却发生了真正的人口障碍。1962－1974年，年平均出生率高达33.43‰，平均每年出生人数2,617万，新生人口大多在农村，这种状况造成了由于经济活动空间受限制而产生的农业危机。农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难度更大：消灭城乡差别成了纸上谈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个家庭的经济活动都受到极其严峻的资源约束，过去潜在的失业人口明朗化为切切实实的剩余劳动力，于是突发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第五，独生子女问题。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一提：（l）目前突出的独生子女问题是50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的历史潜伏点。（2）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由于其父母经历60年代的教育低谷而显得特别突出。

    人类的生殖有其延续性和周期性——因为在较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一般不会出现较高的人口死亡率，可略去死亡率因素——前一个时期的生育高峰在以后会复制出现，形成有规则的波浪形年龄结构 [3]：

    从后面图9－4可以看出，50年代中末期出生者在70年代中末期和80年代初进入高峰育龄期（20－29岁年龄组），总数约达6,380万人，占育龄妇女总数的27％。统计数据证明，20－29岁这个组中，中国独生子女率相当高，除稍低于匈牙利（25—29岁组为30.7％）和葡萄牙（25—29岁组为30.5％），高于世界其他58个国家，达30.2％，就连7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5—29岁组为29.8％）也低于中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为了重塑人口增长机制，控制生育高峰期出生者的生育率是必要的，但也使我们面临一个日益迫近的新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问题。这一问题还由于中国生育高峰和教育低谷的相随出现而更形严重。

    50年代中后期出生者恰好经历了60—70年代的教育低谷，因此这一代人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这对孩子各方面的影响甚大。据美国小儿临床学家纳特尔等人的研究，独生子女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因父母错误的教养态度而产生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二是因家庭缺乏特定教育因素（兄弟姊妹）而引起的独生子女本身的问题。这两类问题中国都普遍存在，尤以前者更为突出。事实证明，父母文化程度低，子女犯罪可能性大。据马总进、李勇锋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指出，对上海市少管所一男一女两个中队333名少年犯的父母文化程度进行的调查表明，少年犯家长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其中文盲、半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就占76·9％，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5.7％，尽管不能据此得出结论，父母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子女犯罪与否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但从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着父母文化程度越低，子女犯罪可能性越大的趋势。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相比，性格缺陷也要大得多，调查结果表明了这一点。

    表9－4： 小学独生子女性格、行为、习惯比较表

    资料来源：肖福兰、张其博，“关于小学独生子女教育情况的调查”，《人口与经济》1982年1月。
 
    这些问题，目前还仅仅露出一些苗头，在未来的年代里，它们带给社会的困扰比目前还要大得多。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并采取预防措施。
 
    9－3 人口转变和经济起飞
 
    西方人口学家汤普逊（W·S·Thompson）、诺特斯坦、布莱克（C.P.Blacker）、朗德里（A.Landry）等人，根据他们对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及人口动态变化过程的研究所得，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西欧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变化称之为“第一次人口转变”，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变化称之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实现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国家进入人口高速增长时期，人口发展潜力极大。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一直处于第一次人口转变过程，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采取了日益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才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

    “经济起飞”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特指从落后经济向发达经济的跃迁，其实现标志是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的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人口转变对经济起飞影响至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个自发过程，历经时间长，而且政府没有通过人为因素引导人口转变为经济起飞和产业结构转换服务，因此人口转变起始点和经济起飞起始点不一致，从而对经济起飞产生了种种不利影响。如英国人口转变起始点滞后于经济起飞起始点，它于1760年开始工业革命，但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出生率一直保持高水平，自然增长率稳步上升，直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完成后，才开始第二次人口转变。这就是英国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面临劳动力过剩局面的主要原因。这种人口过剩，马尔萨斯视之为人口绝对过剩，马克思则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所致。

    日本、新加坡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完成了人口转变，从两方面为经济起飞提供了条件：（1）提供了良好的年龄结构，主要表现在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减少了产业结构转变时摩擦因素的作用，避免了结构性失业的出现。（2）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抚养系数迅速下降，减轻了一国的人口负担，有利于增加积累和筹集生产资本。

    如前所述，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进入人口转变阶段。同时进行的经济改革则成为中国可能的经济起飞初始点，因此中国达到了日本、新加坡所具备的人口转变和经济起飞起始点一致的条件，这表明以后的人口年龄结构能为中国可能的经济起飞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减轻人口负担。从本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33.23％下降到21世纪初的20％，约下降1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6％，相应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增加7％，总抚养指数从1980—2005年下降17个百分点。总抚养指数大幅度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使新出生的少年儿童的抚养指数下降13％所带来的。上述指标已大致勾勒出中国在21世纪初以前所具备的良好年龄结构，这种年龄结构可为经济起飞创造良好条件，如表9—5所示：

    表9－5：  中日人口年龄结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