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并不一定是金子。
                                      ——谚语

    8-1  潜伏的病灶

    明清时期，封建商业的繁荣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治生论”、“新四民论”等等重新估价商业活动和商人地位的理论也时有可见，士人们“弃文经商”的例子亦屡见不鲜。

    是什么促使商业繁荣，又是什么促使人们发生职业兴趣的转移呢？

    一般的说法总是将这种繁荣归因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回答。因为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标志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事实正如第四章第一节所述，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到近于停滞，大部分的增长，是在技术停滞条件下投入了较大的资本和较多的劳动力的结果。尤需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尽生活资料允许的限度生育这个陋习的作用，经济增长的成果都被新增人口吞噬殆尽。直到明清时期还维持这样的传统格局：人口增加的速度至少同粮食产量提高的速度一样快。这种平行增长不能给社会带来剩余产品，所以，封建商业的繁荣并非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用人们生活价值取向的转变如“治生论”、“新四民论”等来解释亦难以说通。因为直到明清时代，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中，还普遍缺乏追求物质财富的美学意识，视创造物质财富为正义事业的伦理观念更是阙如。人生的最高境界还是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1]。占有和消费更多物质的欲望虽不像过去那样隐蔽，但传统的价值取向还未改变，人们的职业观 仍是“耕读为上，商贾次之，工技又次之”[2] ，“力农者安，专商者危”[3] ，至于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一文中的感慨和对商人地位的描述，带了颇多的寒士牢骚 [4] ，用来证明少数人心理定势的转变未尝不可，但却未足以作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佐证（真正开始转变还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

    对史料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就会看到，正是人口压力引发了商业的病态繁荣。这种“繁荣”一开始就埋下了未来衰败的种子。

    为了对这个事实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可从更早的时期——中国封建商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宋代入手分析。

    “宋代人口和土地比例是否失调，从波浪起伏的统计数字中已很难窥到真相，而且当时统计人口应是按丁统计 [5] ，故此还是从当时人的笔记中发幽探微，以窥全豹。

    宋代闽商、徽商、蜀商为商界泰斗、这些地方的人之所以多以商贾为业，并非这时发生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是人口压力迫使他们转移职业兴趣。

    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一二的《中书备对》中所载的福建耕地面积和户口数目就可清楚地看到一点：和人口数目相比，耕地面积相对狭窄。时人的笔记也时常提到这一点。

    “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 [6]。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7]。

    “闽之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百一。” [8] 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万以千计者皆米也，今有二三百石者甚可数。”[9]

    由于地少人多，必然使土地价格日趋昂贵，人称"七闽寸土直钱多，次是泉山价倍高。”[10] “向闻南田膏腴弥望，亩值不多，今或十贯不为甚低，然比闽浙间，食贵米，耕贵田，费与劳又几倍” [11]。

    但是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当地农业的发展，而且在土地上投资达到一定点后，就会产生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人们必须想方设法减轻人口压力，消极的办法就是溺婴，薅子 [12], 较为积极一点的办法则是向外移民，如广南一地就有不少福建移民。《舆地纪胜》记南恩州一带“民俗侨居杂处乡闽之人” [13]。梅州“郡土旷民情，而业农者鲜，悉籍汀赣侨寓者耕焉” [14]。不少福建人在岭外“射地而耕” [15] 。

    但是上述办法还不足以完全消融人口压力，人们必须在农业之外另谋出路。当时的就业途径真可谓五花八门，有出家为僧者，亦有从事其他各种职业者：

    “闽中地狭民稠，常产不限，生齿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观””[16]。

    “闽粤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则起而为仕者常十五六，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17] 。

    “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释，为伎艺者，（所）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夫人之少，则求进易，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寻常禄匕，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巧，莫获进矣。故天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然也，多之中不竟易而竟难，难之中不竟拙而竟巧，不巧求而获者有矣，未有巧而不获者也。故闽人之凡为技艺者，多擅权门通肆以游；凡为道释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 [18]

    “四民皆溢，虽乐岁无狼戾，能执伎以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 [19]

    这里的“四民皆溢”，就是说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已感到“人满”。至于士人，可算为官僚候补者，戏艺人可忝列于服务性行列，而道士僧侣则是完全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非生产性人员。而且，这是一种舍弃了人的完整生活的“职业”，如果不是生存这种第一位的压力，谁愿意终老于释道门中？有信仰支撑的毕竟是极少数人。

    至于四川，其情况大抵和福建相似。“世言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20]

    到了明代，促使人们职业转移的动力仍然是人口压力，试以商人集团最发达的徽州、山西等地分析之：

    “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民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则地狭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射利之途愈广故也。……”[21]

    “新安土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22]

    山西人亦善贾，其原因也和徽州一样：

    “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地。……致富皆在数干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23]

    山东情况亦同：

    “（黄县）地狭人稠，故民逐利四方，往往致富” [24]， "总黄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25]

    上述记载表明，自宋至明，商业的繁荣，和人口压力有一定关系。所以，中国封建商业的繁荣，预示的不是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成为社会动乱的前兆。如明中叶封建商业高度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表皮下面，却已孕育着一切社会动乱的胚胎，“明亡，实亡于万历” ，这是早已有的定论。

    8－2 西西法斯的巨石

    有一段常被人引来说明商业繁荣期人口职业构成变化的话，兹引录如下：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定于农亩，无有他志。……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26]

    何良俊描绘的这幅图景，人口职业构成的比例或许不够准确，但关于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增多这个观感却是正确的。只是他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全归结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却又失之观察流于肤浅，故作此皮相之谈。

    对社会问题进行了细心观察的徐渭就从当时的社会现象中体察出人口和土地资源比例失调这一潜伏病痛。他指出：

    “夫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养不病而后可以责民之驯，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类而分之，止须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然即令不占于富，而井分之田亦不足矣。”[27]

    这是一段基于统计数字材料上的分析，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两个信息：

    第一，明代户籍黄册确实严重失实。徐渭所说的这个邑户口黄册上登载的人口仅占四分之一，失于登载的却有四分之三。

    第二，社会上已确定存在大量过剩人口。有趣的是徐渭计算的结果：“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这里十万人和四十万亩田，正和我们前面计算过的“温饱常数”不谋而合，可见人均四亩实为社会饥寒界线。

    徐渭在这里特别指出即便实行平均分配的井田制，人口数目也超过社会既定的物质支撑力。可贵之处也就表现在这里：不再像前人一样拘泥于从分配制度上做文章，而是看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核心内容：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调这一自然矛盾。

    确实，列宁曾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与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28]

    在这里，我们切不可以拿这段话与何良俊的话去简单比附，而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列宁说的是“工业人口”，而何良俊说的“已六七分去农”的人中却包括“乡官家人”、“蚕食于官府者”、“改业为工商者”、“游手趁食者”等各类非生产性人口和生产性人口，即非农业人口。而“工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却是两个内涵、外延都很不相同的概念，前者只构成后者的一部分。

    第二，列宁说的“商品经济”乃是植根于真正发展了的社会生产之上的。因为农业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工业人口的增多，它所标志的乃是社会产业结构的转换，社会产业结构的转换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反观明清时期的情况，无论是何良俊的话还是邱濬所说的“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29] ，表明的都只是非农业人口增多。何良俊之所以做出如是观，只是由于把人口这个时期变化着的动态因素当做静态因素，因而认为非农业人口增多的另一面必是农业人口的减少。其实，地主兼并去的土地也需人耕种，兼并的结果不过是将张三和土地的联系割断，又通过租佃关系将李四固着在土地上。从宏观上看，农业人口数目是基本不变的。而且，农业人口减少必然会导致大量土地抛荒，明中叶却又没有这类记载。

    只要将徐光启、冯梦龙、徐渭等人的思想和明中叶以后人口数目远远超出赋役黄册数目这些情况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出现的劳动力转移和西欧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的劳动力转移蕴含的实质内容绝不一样，它不是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人口职业构成变动，而是人口过剩的征象。社会上只有劳动力转移，却没有新的产业部门容纳这些和土地割断了联系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商业繁荣只可能是种病态繁荣。

    这种商业繁荣之所以是病态的，是因为它的出现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发生新的进步，而是“人口拉力”的”作用；不是因为手工业生产部门发展到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而是通过扩大廉价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供给刺激需求而引起的“繁荣”。

    明代人口的职业构成已是微茫难求，但清代人口的职业构成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参见表8—1：

    如表中所示，从事手工业的人数远远少于从事商业的人数，这说明了一点，流通中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家庭手工业产品。因为社会商品若是以专业生产者的手工业品为主，手工业人口应大大超过商业人口，由此足证和清代情况没有本质差别的明代，其商业繁荣正是奠基于扩大廉价手工业产品供给的基础之上。

    前边第四章已论述过家庭手工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消融人口压力，补充农民家计的传统出路。在这种家庭手工业产品中，劳动力几乎是不计成本的，原料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被算作“利润”。

    从一般消费品来说，正是这种较低的价格带来了新的购买者，也正是这种低价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从而扩大了需求——虽然扩大需求也能刺激生产，但是这里只能刺激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且由于社会人均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为适应市场需要，商品结构中专供官僚贵族消费的奢侈品占了很大比重。

    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商业繁荣，在开始出现时，其表皮下就潜伏着因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种种病灶，因此，它的出现，“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30] 。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出现，商业的虚假繁荣，社会动乱的发生，这三种历史现象总是相继出现，其秘密就在这里。历史也就总是以相同的面貌出现：每一次大的动乱使人口锐减，从而消除了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调这一矛盾；新王朝建立后，总是进行土地再分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带来了封建经济的繁荣；经济发展的结果总是导致人口直线上升，从而导致人口和资源的比例关系失调，豪强地主等的兼并又加剧了这种矛盾。于是在社会经济张力达到一定限时，平衡打破，流民增多，由于劳动力转移以及人口推力而产生了商业的病态繁荣。矛盾积累到一定限度时，社会动乱发生，社会的物质积累和文化积累遭到巨大破坏，尔后又在废墟上重建封建文明。

    这个过程正如西西法斯推着巨石上山一样。

    8－3  职业兴趣回归的背后

    上述事实说明了中国历代商人走向商业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即人口压力造成的人多田少局面带来的生计难题，这就意味着促使人们转移职业的不是事业功能和利润动机，而是谋生动机。

    所谓经济动机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活力源泉，它对人们精神的影响决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形成某种“气质”，因为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归根到底取决于生存环境，取决于心理因素。

    谋生动机成为人们经济行为的主导原则，这就赋予了中国封建商人一种非生产型性格，导致了人们职业兴趣的回归波动。这样的事例史籍中在在皆有，这里援引几例：

    徽州商人王礼元自述：“思余一生，辛苦江湖，创有宜兴福德桥一店，小东门一店，武进洛阳桥一店，镇江紫院一店五处营运资本。”后来王于崇祯元年（1628年）尽行变卖，所得资金全部用来购买田产 [31]。

    康熙《清河县志》卷一载：流寓江北清河县的苏徽商人“始贩鱼盐，获利甚厚，多置田宅，以长子孙。”

    道光年间，广东中山县何氏家族12个经商者，都购买田地2,000－5,000亩。[32]

    上海赵某在运营贸易致富后，“临终嘱其二子收业，尽以置产，产亦百亩。”[33]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百七十一的《徐州府风俗考》载徐州“末不忘本，风气使然”。

    张英是人们公认的一位颇有经济头脑的人，他集自己几十年治生经验，写了如下一段话：“大约田产出息最微，较之商贾，不及三四。天下人惟山右新安人善于贸易。彼性至悭啬，能坚守。他处人断断不能然，亦多覆蹶之事。若田产之息，月计不足，岁计有余，岁计不足，世计有余。尝见人家子弟厌田产之生息微而缓，羡贸易之生息速而饶，至鬻产以从事，断未有不全军尽没者。余身试如此，见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 “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我强暴之人，不能竞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千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呜呼！举天下之物不足较其坚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34]

    这段话系统性地阐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事实说明，对一个民族来说，它本身固有的价值观念将顽强地保留在他心灵深处和意识底层。这种心理定势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所起的制约作用，绝对不是后起的几声呼喊能改变的。宋代以后在极少数人当中出现的“工商皆本”思想和这股固有的思想潮流相比，力量太微不足道。至于经商，人们始终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大量材料说明，人们对职业的初始兴趣和最终兴趣始终胶着在“耕”、“读”，亦即求田问舍和仕途两项上面，中间职业兴趣的畸变乃是谋生的权宜之计。关于这一点，全祖望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吾父尝述鲁斋之言，谓为学亦当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为利之谓，盖量入为出之谓也。”[35]

    和“事业功能”相比，谋生动机更多急功近利的狭隘性，更少富于远见的创造性，它赋予了中国商人这样一种非生产性格，即只有囤积、买卖、剥削的倾向，孜孜讲求的只是贱买贵卖的“贾道”——所谓"无商不奸”正是针对这些性格特征而发的感慨——他们关注的焦点始终只是市场的运行，而不是生产的组织与管理，这就造成了商业畸形繁荣和手工业原始落后的局面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