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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世界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亚洲文明的火焰在抖动摇曳，它遭受着毁灭的危险。
——乔启明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
7－1 文士过剩和文化贫困
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对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新增人口的知识积累，二是较多的人口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性。
第一点影响的前提是：这个社会的知识系统必须具有经济上的实用性；第二点影响的前提是：这个社会必须保持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并能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人口，即适度人口。
清代社会的历史实际是这两个前提一个也不具备。
首先，我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是政治性文化超强发展，经济意识却压抑薄弱。旧式士人治学的范围从不超出《五经正义》、《四书五经大全》或《十三经注疏》。所谓“皓首穷经”，指的就是儒生们对这些经典中早已明示的各种谟训和教条进行“解释再解释，建构再建构”式的发幽探微。“知”早就凝固在这个固定框架里了，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科学知识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儒生文士们所关注的，并非知识的不断扩大与不断更新，而是传道、卫道、行道，将维护家族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人生最重要的职责，治学的终极目的。《荀子·劝学》中已说得再明白不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封建知识分子被导向脱离经济实践的政治化，脱离现实的虚文化，脱离世俗的圣化。简言之，我们整个传统知识系统重在谋人，而不在谋物。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参与政治的意愿非常强烈，对“治生”——经济活动却鄙夷不屑，消极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的非生产性质也决定了他们只有做官一途，别无出路。
到了18世纪以后，和人口压力结合在一起，传统知识系统的这种特殊性就衍生了这样一种矛盾：整个社会人口文化素质低下，文士们又大量过剩。原因很简单，文士们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时随着人口增加，文士的绝对数增加不少，而科举的名额和政府机构中各类公职的数额都没有增加，传统价值观又阻碍着文人们改就他业，非生产性知识也使他们“治生”无术。于是，人口压力“在地方上，最显著的后果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各级政府都变成了越来越增多的职业大军所附着的机体”。洪亮吉（1746－1809年）曾估计，18世纪一个县有胥吏200至1,000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据游百川的估计，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县有胥吏二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差役也同样充斥官衙。19世纪初，浙江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一千名。1851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记载，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和给报酬
[1] 。无法进入吏役阶层的文士中的一部分人则成了包揽诉讼的讼师[2]，于是又产生了颇有时代色彩的产物——绍兴师爷之类。
政府机构的过分膨胀，使官场竞争激烈，许多人为谋求升迁或保全官职，只有走贪污一途。时人指出：这种“外省陋习，遇有新州县到任作幕者夤缘求上司荐举，或贿托上司之官亲幕友，央求转荐。督抚司道府，均所不免。其缺大者，往往至人浮于事。甚则有空食束修而不理事者，谓之坐幕。”“一缺束修已近巨万，即小缺亦不下数千。官之廉俸，本有定制，此种出自何项，不得不脧削民间。”
[3] 清朝吏治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庞大前所未有，应该说是有这种客观原因作用其上的。
7－2 科技发展的停滞
前面在第三章第二节中从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再组合方面谈到人口压力强化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这里再分析劳动力充裕和科技发展停滞的关系。
由于人口压力，当经过无限分割的土地越来越不能提供家庭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时，为了补足农业收入的不足，农民必须获得非农业性收入，进行家庭收入的再组合。这样就强化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排斥了社会意义的分工。19世纪到过中国农村的一些外国人感叹说：中国农民几乎是全能的劳动者。这里的“全能”，指的是从农产品的生产直到手工产品的制造，农民都亲自参予。农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结果是使大量价格低廉的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商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去设立手工工场，亲自监督工人生产，结果形成了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分离。在中国，商人注目的仅仅只是市场的运行，而不是生产的经营和改进。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中国的手工业也就无从获得大规模的发展，始终滞留在作坊式经营上，欠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性，生产潜力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发挥。
中华民族在宋代曾达到创造力的高峰，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曾是推动世界文明前进的力量，而到了14世纪以后，几乎完全丧失了创造力。在农业生产中，除了由“人口推力’推动的技术进步外，耕作制度的改良，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对能节约劳动和劳动时间的技术发明，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没有经济上的需求。因为日益增长的人口造成越来越多的农田用于粮食生产，这就使工业原料的供应相对减少。劳动力的充盈和工业原料的匮乏相结合，必然造成手工业产品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例相应减少。而使用廉价劳动力获得产品比改进技术获得产品来得便宜，市场的少许扩张可以用增加人手来解决，这样，就没有人会去寻求节省劳力的途径。需求是发明之母。没有需求，科技发明便不能成为现实需要。这一点，英国的艾尔温（Mark
Elvin）曾作过详细的研究，称这种情况为“高水准均衡陷阱”，并认为中国和西方失去均衡的根本原因在此。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
7—3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纵观历史，我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世代相传的最高奋斗目标就是求得温饱。然而“温饱”却总是和人们开玩笑，在人们视野中飘忽不定，难于捕捉。只偶尔在誉为“太平盛世”的年代里出现一下，转瞬即飘逝而去，在这种世代相传的“贫困文化”涵盖下，人们只有在一种自我萎缩的状态下生活。
费尔巴哈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贫困是产生罪恶的根源，他说道：“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食用的食物了。”世世代代的穷苦给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它使人们为了达到有限的物质目标而穷尽毕生之力，精神营养则非常干枯。人们多半停滞在利己主义与家族中心主义，难于形成超越家族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更是淡化到踪影全无。
在清代，“贫困文化”的种种特征非常明显，家族主义的恶劣变种——帮会精神弥漫全社会就是民族道德被锈蚀的一大表征。人们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不仅表现在佃耕土地时那种自利精神上，还表现在买卖土地过程中找价现象蔚然成风上。
田产交易过后，卖主以土地价格短少为理由，要求买主找补的现象在明朝后期已露端倪，到清代更恶性发展，至有“一产而加五六次者”[4]
。如江苏丹徒县人王土元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300两价银把园地7亩6分，地4亩5分，山3亩，水塘一口，房一所绝卖给马侯府，后来增找杜绝钱，一次得8两，一次得60两，又立“杜绝叹气契”，得银60两[5]
。这种找赎纠纷，清代笔记中时有可见。洪亮吉曾记下其外祖父住宅的原主吴姓找价的情况：“外家旧宅，其原主者为吴氏，后其家日落，因赁宅而徙于乡。余童时辄见其间一、二岁携弟子妻子蜂拥而至，即厅事支釜作炊，势甚汹汹，以找屋价为辞，外祖母必厚待之，俟居数日，则略给钱米使去。十数岁后始不复来。盖渠又以原券鬻于杨氏，嗣杨氏又执券以为赎屋及规取方圆地步。”
[6]找价者为达到目的，或阻止对方耕种，或强割成熟的谷物，或牵人牲口作抵，或去对方家自杀，或告对方强占土地 [7]。
如江苏省洋县人张庄，康熙六十年将田30亩卖与朱瑞先，价银90两。后来多次找价，第一次贴银27两，第二次贴银16两，第三次贴银30两，合计73两，相当于原价81％，正价、贴价共163两，可买谷300余石。张庄卖地以后，更加穷困。雍正十三年，因穷苦不过，身带尖刀，来到朱瑞先家，借口“贴价银子还短些银色，要他找几两”，若不给予，“就刎死在他家里，也讨口好棺木”
[8]
。为了找价纠纷诉讼频兴，人命案迭出。但在清朝吏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打官司对双方都是一场灾难，足致双方都倾家荡产。失去家产的卖方一般是一贫如洗，倒也不害怕失去什么，买方则有身家财产之累，顾虑重重。为避免因打官司而破产的厄运，往往找价了事。这种频繁发生的找赎纠纷，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几度立法，对找赎加以限制。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规定，契卖田房，在30年以内者允许找赎，过限告争，也以不应重律治罪
[9]。当时人针对这种种社会现象发出感慨，说以前是“富贵则亲戚畏惧”，意思是说人若富贵了，其亲戚畏其势不乐于接近。而清中叶开始却倒了一个过，变成了“贫穷则亲戚畏惧”
，意指贫穷的人爱耍无赖，因而亲戚都躲避[10]
。这倒不能光从人的品格方面去找原因，指责穷人自甘堕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正是当时的社会无法容纳庞大的过剩人口，人们一旦失去土地，而在别的行业里又难以找到工作，生存受到了威胁，为了活下去，人们才不择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财物，至于所作所为为人所不齿，就顾不得计及了。
被生活所迫而为娼为盗的更是在在皆有，如浙江一带尼姑多暗操神女生涯。蓝鼎元曾记载：“愚尝过苏杭之间，见街巷标榜下胎神药，绝孕奇方，不胜惊叹，谓风俗之坏，何为一至此极？市人为余言，皆为兰若尼僧而设。然则兰若之名，乃青楼之别号也。”
[11] 这种情况不独浙江，全国各地皆如此。
清康雍年间已是群盗如毛。东南沿海人稠地窄之处，铤而走险做海盗的相当多[12]。乾嘉之际，海盗更甚，一时蔡牵、朱濆之徒，纵横海上，直到嘉庆中才平定下去。嘉庆十五年（1810年）三月丁丑谕军机大臣等述两广百龄亲往查办海盗缘由说：“洋盗本系内地民人，不过因餬口缺乏，无计谋生，遂相率下洋，往来掠食。伊等愚蠢无知，但知趁此营生，亦不干犯王法，岁月既久，愈聚愈多。”
[13] 政府对这些盗贼也无可奈何，越捕越多。历任督抚的陈宏谋总结盗贼的起因时说：“盗贼皆起于贫穷，贫穷皆起于无业。”
[14]嘉道之交，两广总督蒋攸铦、阮元，广西巡抚赵慎畛在任内先后数年间，各获盗犯数千案 [15]，由此可见当时盗风日炽。
到了饥荒年代，人们简直是回归兽性，自相吞噬。如光绪年间，北方大旱，人们毫无储蓄应付灾变，山西“有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枝［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
[16] 《桐乡县志》记有这样的事：饿死者尸横道路，“有攫遗骸而吃其髓者，有抢骷髅而啖其脑者。” [17]
陕西省博物馆藏有一块题为《荒岁歌》的碑刻，记载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大旱时的惨状，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人吃人的图画。这里摘引几句：“……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别人餐，还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儿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灵。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每一次大的饥荒和社会震荡足以把民族的道德积累破坏无遗，每一次道德的破坏都难于修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这样一部书问世于这种时代，实为当然之事。
从18世纪起，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欧洲人的东来，一个是人口加速增长，这两大问题交织在一起，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前一个问题，一向“严夷夏之大防”的中国倒是有足够的警惕。康熙就曾发出过警告，预言这些“夷人……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累”
。而后一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当时人，就连我们这些后人也未予以充分估计。因为它所蕴含的危险，依靠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弹性，人们异常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对现存秩序无条件的顺从，在长时期内被暂时消融掉，外忧内患的迭起，也使人们容易忽视人口过快增长的潜在危险。
但是正如第一二两章所述，人口压力给清代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中国人口问题引发的后果，西方世界充分注意到了，这里且引一段他们的评述：“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的帝国疲惫地倒在尘土之中。中国，这个世界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亚洲文明的火焰在抖动摇曳，它遭受着毁灭的危险。”[18]不能指责这段话是夸大其词，对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的那条长长的路加以细细审视，我们应当承认，人口膨胀是18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种种变化的契机。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却没有记取，只是将中国的贫困落后完全归结于分配制度和客观原因，完全不从技术角度，即生产力水平和人口问题等方面着眼加以研究。这样就使我们在建国后很长时期内，将社会改造的重点放在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改变上，忽视了控制人口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同时进行，以致今天处于这种超负荷运转的被动状态，这样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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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39页、59页；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第四十六页；《大清十朝圣训·咸丰朝》卷七，第四页；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三，第六页。
[2]
费正清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116—119页。
[3]
张鹏展：《清厘吏治五事疏》嘉庆五年；《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吏政》。
[4]
光绪《华亭县志》卷二十三，《杂志》。
[5] 《京江郭氏家乘》卷七。
[6]
洪亮吉：《外家纪闻》，《古今说部丛书》第五集。
[7]
同治《平江县志》卷九，《风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刑科题本、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总理刑部事务果亲王允礼题。
[9]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五五，《刑部·产律·田宅》。
[10] 钮琇：《觚
》卷二，《钓叟慨言》。
[11]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一，《与友人论浙尼书》。
[12]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一，雍正二年《论海洋弭捕盗贼书》。
[13] 嘉庆《东华录》卷二十九。
[14] 陈宏谋：《寄王者相书》。
[15]
姚莹：《赵文恪公行状》，阮常生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
[16] 《怡青堂文集》卷六。
[17]
《桐乡县志》卷七，《积谷篇》。
[18]
乔启明等：《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193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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