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一种亘古不变的弱点就是把他们自己失败的原因推倭给那些完全无法由他们掌握的力量。      
                                                               -- [英]汤因比

    5－1 移民流向的变动
 
    与历代相比，清代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流民的存在是种社会常态。历史上，只有在天灾或战乱时期，社会上才存在大量流民，而清代自始至终都存在为数不少的流民，而产生流民的社会原因到乾隆以后也发生了变化。

    考察起来，在乾隆以前，流民产生的社会原因和以前差不多，仍是由于战乱和灾荒造成。清政府解决流民问题的政策，要点就是“资送回籍”，“安插复业”，在土地和人口比例基本协调的情况下，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有可能性。

    到了乾隆时期，流民日渐增多，“资送回籍”者中"其实在安插复业者百无一二”[1] ，统治者也醒悟到了这一点。《清高宗圣训》记载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弘历的经验之谈：“今经日久体难，流民中谋生者悉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一无业之人耳”。鉴于游离于土地之外的流民已无可能和土地再度结合，他认为应该改变“驱人归农”的传统方针：“流民故乡既无生计，四出佣趁即授之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之条，未始不可俾之并生并育，又何至束缚驱策，强以势所不能堪？”

    乾隆以后，流民的存在成为社会感到的经常性威胁，各类记载中都有反映。王直在奏疏中指出：“然今日所患，则莫甚于游食者多。臣壮年时，闻父老所传，谓往时一乡一集，其游情无业者，率不过数人，众皆非笑，无所容身。今则数百家之聚数十人不等，习以为常。乡里如此，城邑可知，此语已逾二十年，今当更甚。” [2] 当时，已不仅仅是农民不能重新和土地结合，城镇中也存在大量失业手工业者，如苏州的缎工、纺工、车匠等各类工匠，“向时颇乐业，今则多失业矣” [3]。

    京畿数百里之内，聚集着“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的汉军旗人 [4]，人们也渐渐明白了当时的“游民”和古之“游民”情况不一样：“古之游民者，舍业而嬉，故可驱而返之四民之内，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 [5] 这些“游惰无业者”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无疑是过剩人口，和过剩人口大量存在相伴发生的必然是饥饿。

    前面已谈到过，粮食短缺已成为笼罩整个社会的沉重阴影。为了谋生，一向视离乡背井为最大不幸的中国农民也只得开始流徙。这时的移民不同于历史上的移民。清代以前的移民，主要是由于华北地区的日渐干旱化，使北方人民面临双重压力：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于是北方人民有不断南移的趋向。而清代的移民方向则是自东而西或自南而北，由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密度小的地区流动，意在追求生活资料。这种人口流向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因为已开发地区如东南五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以及北方三省（直隶、山西、山东）的环境容纳量已达到极限：人口相对土地来说比例很高，农业资源已充分开发，以织助耕之类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一句话，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些地区的生产潜力已挖掘得差不多了。而开发中地区如黄淮平原（河南、安徽）、长江中上游（湖北、湖南、四川）、西北与东北地区的特点是人口与土地比例相对较低，农业资源和其他资源均有很大的开发余地，手工业生产也相对落后，如加以适当开发，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故当时人们蜂拥而至这些开发中地区——这是社会自发的解决对策。尔后，随着人口压力的日益明显，清政府的对策也由原来的“资送回籍”变成听其自然了。

    汉族人民北移在18世纪就开始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记载说，“每年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人” [6] ，政府不得不令有司查明造册。这些流往口外的人以山东人为主。博明《凤城琐录》记载：“奉天南滨大海，金、复、盖三州与登、莱二州一衣带水，于是各省咸为鲁人所据。如凤凰城本极边鄙之地，然山瞰水涯，茅屋数亩，问之，悉为鲁人所葺所垦。”“尝观《广志绎》谓滇省皆为赣人所占，予谓鲁人之在辽也亦云然。”蒙古移民，亦以山东人为多，直隶人次之。偷越的路线，一条是长城各口，康熙末年时，山东人出口种地的已经有十余万人了 [7] 。到乾隆末年，山东直隶出口种地贸易的更不可胜数 [8]。在不可遏止的汉民北移潮流面前，最高当局不得不弛贫民出关禁，将视为“龙脉”的发祥地对流民开放 [9] ，并特地向满洲委派了汉族官员前去治理移民区。此后，汉民北移的潮流更是不可阻挡，18世纪末满洲地区的人口大概已超过100万，到了19世纪中期又翻了两番 [10]，满洲成了一个汉族移民世界。

    再来看看自东向西的移民潮流。据时人记载：“益州沃野千里，地肥美，民殷富，三楚三吴流徙之众皆聚其间。川东北边境沃土不及川西，而地广赋轻，开垦易以成业，故流徙亦多。”[11] 雍正五年（l727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相率迁徙四川者不下万人。[12] 陕西人多地少，百姓亦多往四川开垦[13]。降及雍乾之间，湖广、江西、广东等省移往四川的更多，疆吏屡请禁止。乾隆认为：“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 [14]。 “况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15] 因流徙者日多，原来地广人稀的地方逐渐变得人口稠密，人们常常一徒再徙：“双川距吴、楚稍远，其他之肥饶较川、楚边境为胜，谋食更易，故吴、楚之侨居蜀者，又复转徙汉川。”[16] 清政府也有意识地将移民导向西北地区，以解决内地无业贫民的生机。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弘历两次颁布上谕，鼓励移民西北：“缘边一带，如安西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地方膏沃，屯政日丰，原议招募内地民人前往耕种，既可以实边储，并令内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实为一举两得。”“现在灾民流移甚多，……此时谋生贫民，势不能不听其转徙；则寻之其就乐土，乃极可乘之机会” ，甚至还流露出急不可待的心情：“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17]。

    但到了清中叶以后，各地都感到“人满”之患，这一点表现在各省人口密度都大大增加，见表5－1：
 

    表5－1：清代各直省人口密度变化[18]   （人/平方公里）

    数字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这些开发中地区人口密度增大得如此之快，农业潜力的挖掘速度自然也增快。在初期，这些从开发地区迁徙去的移民，确实起到了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和开发落后地区的作用。但随着人口暴增，开发中地区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平衡关系也就被打破，全国各地的物质张力都已达到极限，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粮食供给，调剂丰歉年间粮食供应的常平仓到嘉庆年间已有名无实，整个社会毫无剩余应付任何突然事变。到了这种时候，人口流动不但再不能解决饥荒问题，反而是饥荒的扩散。饥荒年代，流民所到之处，粮价都大幅度上涨。如陕西的西安、同州等地，每遇饥馑，人民成群结队流往商州，给商州带来极大的压力。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商州的收成还算一般，但由于大量流民徙入，使该地在冬春之际，“米价腾踊，斗值制钱五百五十文，民以大困。”因此，商州的地方官抱怨说：“由是言之，商即不饥，而秦饥即商饥也。”[19] 陕西、河南的流民大批涌往襄阳“逐熟”，地方官叫苦不迭：“今流民就食益众，……来日益多，粟日益少，价日益增，粟日且尽。昔不思于外省之民饥，今深忧乎本境之民馁也”。[20]

    在广东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候鸟人口”。当时，台湾还是未开垦的沃土，闽粤滨海州县人民，常常春时至台湾耕种，秋收时回到故乡[21] ，其中广东潮惠地区在台湾耕种的客庄中居住不下数十万人。蓝鼎元于雍正八年（1730年）撰《镇平县图志》，该志记载：“（镇平）田少山多，人稠地狭，虽有健耜肥牛，苦无可耕之地，群趋台湾垦辟成家。台中客子庄数十万众，皆程、大、平、镇人民，而镇平尤倚赖之，竟以台湾为外宅。”[22] 两年后，他又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记载道：“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于岁终卖谷还粤，置产赡家，春初又复之台，岁以为常。”[23] 康熙六十年（l72l年）米一贵在台起义反清，事败后，清朝廷为防事端再起，遂严渡台之禁，不但禁内地人民渡台，即台湾民户回内地搬取家眷，也在被禁之列，犯者以“私渡关津律治罪[24] 。但人民为生计所迫，偷渡如故，“因甘蹈偷渡之衍，不肖客头奸艄，将船驭至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荒岛人烟断绝，坐而饥毙，俄而洲上潮至，群命尽归鱼腹。因碍请照之难，致有亡身之事。”[25] 为寻求活路不少人就这样冤枉送命。

    总之，当时凡有地可垦的沿海岛屿和三角洲，都有人前去开垦。浙江温州、台州之间的玉环山，雍正初年聚集了许多开垦土地和挂网捕鱼、刮土煎盐的人，由于生聚者日众，雍正六年，清政府设玉环厅以治其地（即今玉环县）[26]。海门厅（今江苏海门县）的产生也是移民开垦的结果。该地原是海天苍茫，四无人烟的沙洲，康熙年间由通州及崇明县人分领垦种，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就成为炊烟起如云海的都邑，政府特设海门厅以治其地 [27]。

    当隙地开辟罄尽后，人口过剩就成为全国性的问题，整个社会既已失去内部调节的可能性，于是大批人流涌向海外，华工出国的经济背景就是人口压力。
 
    5－2 过剩人口的泄洪口――华工出国
 
    流徙海外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尽管清政府一向将华人出洋悬为厉禁，屡次禁止。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访知汉人避往噶喇吧吕宋的众多，商人亦有留居不归的，担心汉人藉海外为根据地，以恢复祖国，特命大学士九卿定议，由浙闽总督、两广总督行文外国，将居留南洋的汉人解回处斩。乾隆年间编纂的《大清律例》又严厉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往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28] 但饥饿的威胁比法律的威胁更为现实和迫近，还是有不少人出洋定居。据《澳门纪略》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华工仍多私自出洋者” [29]。 一个“仍”字，说明从前就有华工从澳门出洋了。《朱批谕旨》中也屡屡提到不少商船夹带华工出洋事[30]。1800年，槟榔屿就有转卖契约华工的公开行情，立约劳动一年的华工，每名售价为银市30元[31]。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美国移民局有了关于中国人到达美国的正式记录，地近中国的东南亚自然去得更多，到十九世纪以后，在世界殖民体系中，奴隶贸易受到舆论谴责，非洲奴隶来源减少，而拉丁美洲新垦区的开发以及旧金山的金矿开采，都需大量劳动力，于是“隐蔽的苦力奴隶”——自由华工和契约华工应运而生。从此，华工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南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这种罪恶活动之所以在中国大量出现，固然是出于殖民者掠夺劳动力的需要，但也应看到大量华工在自愿形式下的不得已：出于饥饿的压迫。“赊单工”的劳动者出自自愿，契约华工也有接受契约的需要，只有少数被民族败类掠卖的例外。和前述流民大量流徙的史料对照看，人口增长、华工出国和国内人民西迁北移这三个过程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华工出国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和人口的比例严重失调，国内已无法容纳这庞大的过剩人口。

    从地区来看，出国的华工主要来自感受人口压力最大的福建、广东两省，1753年到1887年这130多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5.3倍，耕地却没增加，人均耕地从2.89亩降到0.538亩；同一时期内，广东的人口增加了7.5倍，耕地则仅增加了5.6％，人均耕地由8.3亩下降到1.16亩[32]。因此，尽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滩，江中洲沚均已垦无余”，终因人均占有土地太少，结果是“竭一人终岁勤劳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 ，甚至“力难自赎”，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困守家乡，除了坐以待毙，别无出路。事实证明，哪个地方最早为人口问题所困扰，哪个地方出国谋生的风气也最早形成，出国谋生的人数也最多。例如早期赴美的华工，绝大多数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以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的台山为最多。为什么台山人愿踏上万里波涛，飘流海外？就是由于该地荒芜多山，人口稠密，全部粮食产量只能养活三分之一的人口[33]。 总之，随着人口压力日渐增大，流往海外的人也就越多。整个19世纪上半期，出国的华工估计为32万人，平均每年为6,400人左右。而在1850年以后的25年间，猛增到128万人，平均每年为51,000多人，为上半期的8倍[34]。据不完全统计，从1881年到1930年到达海外殖民地的华人，共约830万人，其中70％是“猪仔”，50年间共运去将近600万名华工，每年平均去十多万名[35]。

    华工出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惨不忍睹的一页，"猪仔”一词，象征华工的奴隶地位。从落入人口贩子手里的那一天开始，华工就等于踏上了死亡的道路。苦力船被称为“海上浮动监狱”，其阴森惨厉的情景可与黑奴贸易的“中段航程”（Middle  Passage）相比。华工海上死亡率，去古巴的平均为15.20％，去秘鲁的为30 ％，个别船只有高达45％的 [36]。 到了目的地，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在繁重的苦役劳动中丧生的不计其数。在古巴，华工在契约期内的死亡率高达75％，劳动寿命平均只有5 年[37] 。从1910年到1920年这10年，英属马来亚华工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20％，比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当地居民的死亡率要高7倍，比当地欧洲人要高23至30倍[38] 。华工的工资相当低廉，如美国加州，华工的工资仅仅只有白人矿工的一半，雇主们因而乐于雇用华工。但当社会就业艰难，当地人就认为华工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就要进行排斥华人的活动，如在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大规模排华运动中，丧生的华人难以计数，即便在夹缝中勉强找到一条生路的中国人，也只能在别国人不屑为之的行业中立足，如被视之为贱业的洗衣业、餐馆业等等。犹太民族是失去了祖国才成为浪迹于世界的多灾多难的民族，而我们炎黄子孙却有祖国，只是因为国家贫穷、愚昧落后和政治统治的黑暗腐朽才如此备受煎熬！

 
    5—3 次生社会集团和秘密会社
 
    流往国外的毕竟只限于沿海地区的人民，居于腹地的大量过剩人口无处可去，不甘坐以待毙的人们就从各种夹缝里辛苦求生，乞丐、僧道等次生社会集团在雍乾之际勃兴。

    乾隆即位之初，还欲对僧道数目加以限制，命礼部发给度牒，凡出家者必须领度牒方准披剃[39]，并命清查斋田，编入册籍，除名山古刹酌情留给一定数量外，余皆归公[40]。 但不久乾隆皇帝便明白“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一途” ，此中实包含一个人口过剩的社会问题，不是几道取缔的命令所能解决的，于是又取消稽查寺庙资产归公之命[41] 。至于发给度牒一事，更是有名无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山西道御史戈源奏：“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余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暂剃者恐不下数百万众，若纷纷查补，必多滋扰。请嗣后永停通颁。”奏上，乾隆允准，从此明文取消度牒之命 [42]。在尼庵出家的女子也为数不少，仅杭、嘉、湖三府已不下数十万人，都是家境贫寒之人[43]。

    乞讨也成为人们谋生的途径，在很多地方人们已将此视为正当职业。如凤台一地，“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44] 这些人去做流民，既可沿途乞讨，政府往往还要给予赈济，故当时流传“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说法。[45] 时人记载：“各属城市乡村多有恶丐，名为练子行；年力精壮，强横无赖，到处成群，登门强索。”“各处乞丐多年力强壮之人，强索滋扰。”[46] 这些“年力精壮”的乞丐当是无法就业，迫不得已才以行乞为生。

    更有大批人麇集于城市。其中只有少部分人能找到职业，这些人构成了城市中劳动阶层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人却无法就业。当时就业之困难，于下列事实中可见一斑：据记载，本世纪30年代，上海“华界”一共有16,000辆人力车出租，平均每六、七个人合拉一辆人力车，每人每日的收入只有几角钱[47] 。据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1935年的估计，这些就业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状况，大体相当于1700年伦敦工人的水平，其工资只够维持最低生活或甚至不够。

    失业人口的数目则相当可观，如上海一地，据统计，1930年失业人口在华界人口中的比重达到18.21％，绝对数为30万。1934年为最低，亦达15.47％，总人数为25万余。这些失业人口毫无出路，在城市中沉淀下来，形成了一个由流氓、赌徒、乞丐、小偷、娼妓和杀人越货者等组成的次生社会群。据统计，在当时公共租界的10万多青壮年妇女中，平均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个娼妓[48]。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中描写这个“销金窟”的糜烂情形：“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达官贵人腰缠累累来此作寓公者，冠盖往来，络绎不绝” 。 其他如北平、南京、重庆、苏州、杭州也莫不大量存在这类次生社会成员。这种畸形的人口构成应该说是人口压力和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是社会腐化堕落的表现。一般而言，在这类人中间，是不存在正常社会所要求的一切道德标准的。原因很明显：在饥饿面前，所谓人的意志、自尊、才能等等都不得不一一低下头来——旧中国的城市正因为成了这样的藏垢纳污之所，才散发着腐烂的气息。

    清代帮会组织的空前兴盛也莫不和大量流民存在有关。就其实质来说，帮会组织就是流民组织。因为在移民的过程中，人们传统的社会纽带已被削弱或割断，习惯于在家族保护下过日子的人们，为了得到集体保护，以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需要秘密会社这样一种假亲属结构给他们提供保护和互助，因此帮会组织空前兴盛。帮会的成员包括流民、失业工匠、散兵游勇、匪盗、乞丐和迷信职业者等。清统治者所称的“私盐之袅”、“私铸之犯”和“蝈噜子”，都属于这一阶层。

    众多的流民组织就其活动性质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类是借助帮会形式，以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如白莲教等；一类是依靠控制流氓组织、妓院、乞丐群、盗窃团伙等，进行杀人越货等犯罪活动并寄生于次生社会群之上的帮会组织，如青红帮等；还有一类是因为对现实感到绝望而求祈于神佛，以寄托未来。前两类组织对社会影响很大，这里只谈谈它们对民族道德沦丧的影响。

    这些流民组织具有严重的流氓习气，富于亡命精神，但毫无原则性，其行动完全以个人利益为向背，易于反复。这个弱点经常使它们组织的起义陷入失败，如当阳起义军的失败就是由于这支起义军的小首领李正朝、王之亮叛变而招致的。这样的队伍军纪极差，往往滥烧滥杀，掳掠百姓。这还只是帮会内部的弱点。后来，帮会精神弥漫全社会，对民族道德的腐蚀作用极大。如清末后50年势力遍及四川、江苏、浙江、甘肃、山西等地的哥老会，几乎成了农村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地方上，哥老会控制了许多合法的和非法的经济活动，如赌博和贩卖私盐等等。它的会员多有亡命之徒和土匪，常向过往客商勒索买路钱，成为社会罪恶的制造者。至于扮演过时代重要角色的青红帮更是一股邪恶势力。许多帮会头子广收门徒，长期利用上海租界，勾结中外反动势力，为虎作伥，大规模贩卖鸦片，开设赌场，横霸街坊，鱼肉人民，甚至参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抗日战争期间，青红帮又与蒋汪伪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