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到来之前，大自然会有种种异兆；社会危机到来之前，也会有种种异象出现，它们预示着社会大震荡的来临……                            
                                                     —— 古老的经验    
 
    3－1 清代人口增长之谜

    继历史上二次人口增长高峰以后，清代前期又出现了第四次跃进式的人口增长。但统治者的注意力还停留在战乱后人口补偿的要求上，对人口迫近临界点浑然不觉。生活于原始闭塞之环境中的人民更是认识不到人口数量与其生活质量的关系，“多子多孙多福”仍然是他们人生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所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沉醉于太平盛世的康熙发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雍正时逐步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废除了一直抑制人口发展的人头税。从此，中国人口急剧膨胀，而社会经济却并未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这么多的人口， 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平衡终于被打破。到了乾隆时代，“摊丁入亩”这个政策就显现出它的后果来：土地这种可得性自然资源的增长微乎其微，生产技术的改进趋近于零，人口却加速度增长，这一切终于导致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严重失调，如下图所示。

    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温饱常数，即“饥寒界线”。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以江浙最发达，其亩产量可代表全国最高水平，一般为年产2石左右 [1]。而维持一个人生计所需的口粮，据宁可的统计，需原粮486市斤才可勉强达到维生经济的最低界限 [2]）。再加上赋税、衣物、购置生产工具等各项开支，大概如洪亮吉所说：“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3]。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亦肯定了4亩之说[4]。以1:4的比例来衡量土地资源和人口的数量关系，就可看到，在1754年前后，中国人口已达到临界点（危机点），自此以后，土地资源曲线远远低于人口增长曲线，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负载力。

    前面提到过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即：在人口到达临界点以前，人口的增长代表了经济的成功和人类的成就；但到了临界点以后，人口的增长便预示着社会面临危机。正是在誉为康乾盛世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19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

    清代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实令人咋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统计人数时，还只有26,417,932人。至乾隆六年（1741年）时，就猛增到143,411,559人。从数字上看，仅仅7年时间，就增加了116,993,627人，让人难以置信。

    这个历史之谜，当时的人和前代学者早已做过切实的研究，指出数字上人口暴增，原因乃在于统计对象的变化上。乾隆六年以前，政府的统计对象是丁，乾隆六年始，统计对象则是“大小男妇”，即所有的现存人口。[5] 再加上“摊丁入亩”之前，老百姓为逃避赋役，往往少报，隐瞒人口 [6] ，故此乾隆以前，人口统计数字远远低于人口实际数目。

    但是，撇开上述两个因素，清代人口增长速度也实在惊人。人们总结清代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的原因，一般总是考虑这三个因素：

    一、自康熙三十年（1681年）平定“二藩之乱”至雍正时期这70多年间，堪称真正的太平盛世，“丁男不知兵革之患，亭障从无烽燧之警”[7]， 没有战事骚扰民间。

    二、这一段时期，又是自然灾害相对少，堪称“人寿年丰”的时期，没有大灾荒大瘟疫发生使人民夭折颠踣以至社会总人口损耗。人民安居乐业，幼孤得所养，老耆以寿终，从而降低了死亡率。据雍正四年（1726年）户部所奏恩诏内赏给老人一项，直隶各省70岁以上至百岁以下老民老妇共1,421,625名，仕宦绅士商贾僧道还不计算在内[8] 。乾隆时召开“千叟宴”，宴请京畿附近70岁以上老人，被传为一时盛举，由此可见当时长寿老人之多。

    三、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为新增人口提供了生活资料，从而刺激了人口增长速度。

    上述三点，都从某个角度正确地解释了人口增长的原因，但是另一个基本原因却被忽视了：明万历以后，中国人口实际上决不止于户口黄册上所显示出来的数目。

    根据《明实录》所载，明万历以后历年人口数字如下：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人口共60,692,856人。
    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人口共56,305,050人。
    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共51,655,459人。

    自光宗泰昌元年以后，天启元年（1621年）、三年、五年、六年各年的户、口及田地数字均同，何以会出现这种雷同的现象呢？根据史籍记载，自明中叶始，朝纲隳废，户口黄册制度实际上有名无实，地方官但年年根据上年册籍抄报，或凭主观臆断稍加增减，因此这些数字根本反映不出明代人口增长的实况 [9]。

    据当时人的印象，明代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一点，从关心民生的徐光启的人口思想中已有反映。

    和马尔萨斯人口每隔25年增加一倍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徐光启的这样一段话：“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10] 为了证明这个论断，他还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洪武中（约公元1382年）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约公元1412年）而在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约公元1567年）丽属籍老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丽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11]

    为什么举这个特殊的人口集团为例，当是只有这个集团人员的增减有数可查，并不能因此断定这个集团生育率较一般家族高，徐光启的推断不能成立。事实上，宗室成员的远支，仅凭禄米生活，其生活较有正常收入的百姓还要拮据，并不具备繁衍更多人口的物质条件。而且，当时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在另一些对社会问题敏感的人的著作中也有反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节制生育主张的冯梦龙就是徐光启的同时代人。在《太平广记钞·古元之》一文的批语中，冯梦龙表示了这样的担忧：“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如果没有人口增长过速的社会现象，徐光启、冯梦龙又何必杞人忧天？

    余飏在《莆变纪事》中谈到福建霞林在崇祯时进入生育高峰期的情况，说该乡“一年报新生子，多至数十人”，“生聚之盛未有过于崇祯时也” 。

    这一切都说明了明中叶以后中国人口由于基数大，生育周期短，已经蕴育了高速增长的潜能，人口实际数目决不止于上报册籍中所登载的数目。

    死于明末动乱中的人口数目无法计算，但清初人口数目决不至锐减到如册籍上所显示的10,633,326万，因为第二年人口就达14,483,858万[12]。 一年之间，怎能净增385万余人？可见实际人口数目当不止此数，只是由于百姓畏避赋税及统计方法的缺陷，才没有在统计数字上得到近似真实的反映。

    3-2 死水微澜

    面对这种自杀性的人口增长，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对社会病痛作出敏锐反应的能力，毕竟有人感到了潜在的危机。还在清代初年，著名经学家任启运（1670－1744年）曾对当时的人口增长机制发表感慨：“身生子，子生孙，齿日繁，粮日益（困），亦必然之势也。”但在当时的生育文化涵盖下，他感到非常困惑：“若限其新增（指增加人口），则必使之不奉子而后可，恐万无此理也。” [13]

    生活年代稍晚于任启运的洪亮吉（1746－1834年）对人口问题做了较深入的探索。他以家庭为考察单位，根据人口代际倍增这一事实，总结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这一规律。他假设一个家庭在高曾祖时候，夫妻二人拥有房屋十间，田地一顷。经过几代繁衍，增殖到20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或者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间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至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十倍二十倍，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14] 这是从生活资料供应方面看到了人口过剩这一事实。

    从就业方面，他也感到了人口过剩：“农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不加增”，这种情况导致了劳动力价值下降和物价上涨：“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价以出市”[15]。 这种情况必然使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因为人们终年辛勤劳动尚不免饥寒，必然“生攘夺之患”，“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待毙也明矣。” [16] 饥饿必然迫使人们铤而走险。

    针对上述情况，洪亮吉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天地调剂法”，即借助水旱灾害和瘟疫流行来减少人口。二是“君相调剂法”，即通过三条途径：1．开垦荒地，尽量利用闲置的土地资源，通过移民来调剂各地人口密度；2．通过禁奢，抑兼并将全社会的消费限制在低水平上，以便有限的物质财富能在更多的人之间分配；3．在饥荒时代，采取传统的救灾办法，减轻饥饿的威胁[17]。这些都是事后的治标办法。过去我们常说统治者做不到这些，其实，除了第二条是统治者无法做到的，其余两项，清政府倒确是认真实行过，后面将谈到这一点。

    以后的年代里，汪士铎、薛福成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但其得到的反应，并不比洪亮吉得到的热烈多少。任何一个社会，当其陷入了某种困境后，部分敏感的头脑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决困难的办法。但具有悲剧意义的是：预感到社会悲剧的人，大多数是社会不欢迎的人, 而比不受欢迎和遭到反对更让人绝望的是社会的冷淡。因为如果有反应，哪怕是否定的反应，也标志着这个社会毕竟还有一批人认识到社会的困境，而冷淡则表示绝少有人关注这方面的社会病痛，先觉者陷入孤独的境地。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就这样长埋于故纸堆中。以后，当欧风东来，中国人知道了马尔萨斯的学说后，有人对同时代产生的同类思想在两个社会遭到的迥然不同的命运颇有感慨：“洪氏人口论尽于是矣。联想及马尔萨斯，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等，其学说成立期差亦不过数载 [18] ，……以言精密详尽，洪说自不逮马说。……马氏之学说不过承袭众说而组成系统耳；至于洪氏则蹊径独开，一空依傍也。其难易相去远矣。独是西方自马氏人口论出，经济学及社会学上而开一新天地；其直接间接影响于政治及社会上一般人之思想，至巨至重。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 [19] 1934年，尉之嘉发表文章表示了同样的感触[20] 。不过，他们都未深入到一个本质问题：洪、马二人学说的遭遇不同，实则完全由于两人生活的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而致。

    中国当时是一个全封闭社会。这种社会有两大特性，其一是复古性，整个社会文化的特点是重视祖制。传统思想有绝对的权威，往往支配着后世社会人们的行动；其二是排他性，中国文化的涵摄力是很强的，但它只摄取和自己同质的东西，对异质的东西则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洪亮吉谈到人口问题时，有如在当时宛如一潭死水的思想界中投入了一颗小石子，最多只激起了一两圈涟漪。而到了汪士铎、薛福成发表见解时，中国已进入了百年动乱时期，鸦片战争炮声未停，太平天国烽火又起，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接踵而来，整个社会疲于奔命地应付西方殖民者一次比一次力度更强的挑战，“保国保种”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姑且不论当时中国社会是否具有改变传统心理定势所需要的那种社会承受力，这些不停息的震荡就足以掩盖人口漫无节制地增长所蕴含的危险。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呼号自然得不到任何回声。更何况改变心理定势，必须通过一场深刻而广阔和社会革命。因此，这些思想就被历史注定只能成为原野上几朵寂寞开放的小花，不为人注意地自生自灭。只有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才会带着惋惜的情绪注意到这几株鲜艳早褪的思想标本。

    3－3 粮食短缺
    清承明末丧乱以后，社会经济残破不堪，户口骤减，由1626年（明熹宗天启六年）的5,165万减少到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的1,403万余人，土地面积亦由74,393万亩减少到38,777万亩，但人均耕地却由14.4亩上升到27. 63亩 [21] ，因而谋生反而容易。到顺治末年，财货充斥，物价低廉。龚伟在《巢林笔谈》中谈到顺治三年两家富人置办婚宴的物价：“会亲耑席十六色，付庖银五钱七分。盖其时兑钱一千，只须银四钱一分耳。而猪羊鸡鸭甚贱，准以今之物价，斤不过一二分有奇，他物称是，席之所以易办也。”这种"人大户人家的婚宴，所耗费不过如此，当时物价之便宜，谋生之容易，可以推想而知。但到乾隆中期以后，人口增长已经历了五个再生产周期，人口数目已迫近临界点，社会也随之趋近“危机点”。所谓社会“危机点”的核心意义是：养活社会已有人口所需要的土地数量远远大于社会已拥有的可耕地数量。实际上，在社会到达危机点以前一段时期内，危机的种种征兆就已开始出现。第一个危机信号就是粮食价格上涨——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人类与环境之间平衡关系的打破首先表现为粮食短缺，粮食价格可说是衡量社会经济变化的晴雨计。

    清代米价上涨的精确数字目前已是微茫难求，最有权威性的研究结果当推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史》中开列的“清代米价表”。表中数据向我们展现了图3－2所示过程。

    上图勾勒了清代米价变化的大致趋势。即便把通货膨胀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涨势也相当惊人。据同书所载“清代米价表（五）”中所列折算银两数，1671－1680年每公石米值银24.31公分（注：当时的计量单位，非今日之厘米），到1751年就涨至61.06公分，上涨率达251％；到1831年则上涨到90.19公分银，上涨率为371％，粮食价格的这种畸形上涨，正是粮食短缺在价格上的反映。

    统治者也渐渐感到了人口暴增带来的压力，这种感觉有个从模糊到清晰的变化过程。最初是模糊感到生活资料和人口不是同步增长，康熙不止一次表示了这种忧虑。他指出：“本朝自统一区域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22] 继而是丰年粮食价格坚挺引起他们的警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说：“从来米价腾贵，由于收成歉薄。比来屡岁丰登，米价并未平减。” [23] 次年情况依旧，康熙不得不又一次做出结论：“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丰收。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以人多故耳。” [24] 雍正年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虽偶有跌落，旋即又回升，总结米贵原因也归结到人口增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实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良由地土之所出如归，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25] 。不过到此时为止，这些结论还只代表了一种认识倾向。到了乾隆时代，粮价上涨已经令人非常头痛。据钱泳说，乾隆五十年以后，“不论荒熟” ，每升米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 [26]。 这种“饥荒价格”使乾隆喟叹不已：“且不必以远论，自乾隆三年至今已三十余年，当时之所谓贵价，即系迩来之所谓贱价。” [27] 这时候，凡敏感一点的人都意识到人口增长和粮价上涨之间有因果联系。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二月，乾隆上谕把米价上涨和“政治之缺失”联系起来，切饬各地督抚对米谷“还年以来日见腾贵”的现象详加考察 [28] ，不少督抚在奏疏中都谈到了人口增长和米价上涨的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南巡抚杨锡绂的《陈明米贵之由疏》。他在该疏中条陈缕析，认为米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并非灾荒和少数奸商囤积居奇，而是百余年来“积渐之势”所造成的。所谓“积渐之势”是指这几个内容："一曰户口繁滋，一曰风俗日奢，一曰田归富户，一曰仓谷采买。”其中人口增长被列为首位原因，“户口多则需谷亦多，虽数十年荒土，未尚不加垦辟，然至今日无可垦之荒者多矣。则户口繁滋，足以致米谷之价逐渐加增，势必然也。”[29] 总之，“生齿日繁，则用物广而需价日增，乃系一定之理” [30]已成为结论。

    不仅粮食，其他各类物价亦无不呈上涨趋势。正如乾隆所说：“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莫不准此递加。” [31] 乾隆年间，市场上生丝价格昂贵，人们将原因归结于“出洋丝斤过多”，于是政府下令，限制生丝出口。但这个措施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内地丝价仍未见减，且有更贵者” ，于是又重新查找原因，悟出生丝价格日贵的原因在于“生齿日繁，取用多宏”，“非尽关出洋之故”。[32] 一时之间，“户口日蕃而地不加增，民以日贫者，人与土赢之势也” [33],  成为乾隆朝中后期议论时政的一个“热点”。

    物价的扶摇直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严重失去平衡，市场上对各类生活物资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供给量。这种畸形的卖方市场所揭示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

    太仓积粟也日渐减少。康熙十六年（1678年），清政府始设常平仓调剂丰歉，初时颇有成效。但自乾隆时期开始，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到乾隆中期以后，各省常平仓缺额共达326万石 [34] 。这种递减的趋势不可遏止，如图3－3所示。以乾隆六年（1741年）人均积谷32.93斤为100，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均积谷则下降至20斤，递减率为60％；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更减至15.4斤，递减率为46％；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减少到9.88斤，递减率为30％；各省仓廒均“有名无实，形同具文，有簿无谷。如有盘查，则挪东垫西，支吾凑数。” [35]

    上述史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粮价上涨，社会粮食储备量的减少和人口暴增是同步发生的历史现象。由此不难看出，人口问题确实给清代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3－4 缓和人口压力的各种措施

    清政府为解决人口压力引起的粮食短缺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奖励开荒的办法实际上已行不通，如图2—1所示，土地数量从雍正时开始，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在72,000亩至79,000亩之间，这表明已没有多少荒地可供开垦。因此，到了清中叶以后，随着荒地的日益减少，又逐渐将缓和人口压力的重点转到粮食生产上来。这方面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强调粮食生产有优先权，在农作物品种组合上加以干涉。朝廷屡屡督责各级地方官吏把一切可用的土地都用于粮食生产，以保证各地有足够的粮食种植面积。如福建、广东等地因大规模种植烟草、甘蔗、蓝靛等经济作物，以致“闽田既去七八，所种秔稻、菽、麦亦寥寥耳，由是仰食于江浙、台湾” [36] 。针对这种现象，清政府指示地方官员：“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当视之如宝，勤加垦治，树艺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 [37]  “著两省总督巡抚等悉心劝导，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务本业，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38] 我国农业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指导原则历来就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导，采集、畜牧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在这时候又由政府出面加以强调，只说明粮食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得不借助政治权力加以干涉。

    二是减少粮食消耗。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开始禁用粮食造酒[39]。乾隆更是屡次督责地方官大张旗鼓地禁止民间酿酒及制粬，目的很明确：”禁止跴曲，原为充裕民食。” [40]

    清政府还大力推广优良稻麦品种和高产作物，以期增加产量。一些能干的地方官员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如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苏州织造李煦大力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进行双季稻种植试验，将年亩产量提高到五石至六石多[41]。乾隆初年，郝玉麟由浙闽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把福建一种叫做“畲粟”的早稻带回安徽，这种稻谷“性宜燥，无须浸灌” ，适宜安徽地理条件。经过安徽巡抚陈大受多年悉心推广，将原来不宜种植稻谷杂粮的高阜斜坡等“无用之田”化为有用，“数年后，种多利广”，并逐渐推广到北方各省 [42]。乾隆五十年（1785年），福建闽县80多岁的老农陈世元，“自愿携带薯子，契同孙仆，前往（北方）教种” ，自此以后，北方各省即能育秧，就地栽种。清政府因陈“教种有效，……赏给举人职衔，用示奖励” [43]， 并令各地抄传陆耀所著《甘薯录》。嘉庆时人吴其浚谈到清代一些农作物的传播时说：“近时木棉、番薯，航海逾岭，而江、而淮、而河、而齐、秦、燕、赵，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自来，何其速也。” [44] 事实上，没有清政府为缓解人口压力所做的努力，这些高产作物不可能传播得如此迅速。

    在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相应的粮食进出口政策。一方面是严禁粮食出口，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都察院官员甚至提出：“暂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庶私贩绝而米价平。”这种极端建议虽未来纳，但禁贩粮食出口的措施却有升级，如规定在江苏崇明、刘河，浙江乍浦、定海各海口派兵巡察，如遇有违禁装载50石以外贩卖者，则将其米没收 [45] 。甚至对海商渔船所带食米也严加限制，规定每人每日只准带食用粮1升，余粮1升，如若多带，以偷运论处 [46]。对粮食进口则大加鼓励，为此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如雍正初年曾规定往暹罗贸易的船只，大者要带米300石，中者带米200石。往吕宋、柬埔寨、马辰、柔佛等地也分别定有成数。如果未按规定的成数带回，就要追查偷漏情由，照接济外洋例治罪 [47] 。乾隆时，对于愿往暹罗买米造船运回者提供方便，“给牌以便验放无阻。”如果无粮米载归，仅只运回他货，就"倍罚船税” [48] 。并特别规定自备资本从国外运米数至2,000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赏给顶戴职衔” ，以此刺激粮食进口。凡外洋运米来华之船，在万石以上者免货税50％，5,000石以上者免货税30％ [49]。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关于国内粮食运销情况的统计，在1864－1911年间，中国纯进口粮食3,578万担，1888年为进口最多的一年，计有713万担 [50] 。这表明，乾隆矜夸的那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局面早已是昨日黄花。从18世纪起的一百几十年之间，正是由于人口出现全国规模的过剩，大大超过了土地的负载力，清政府虽然采用了上述种种方法缓和人口压力，粮食短缺还是发生了由局部而至全国的地理蔓延，中国走完了由米价腾踊、粮食短缺直向饥饿滑行的全过程。面对这种困境，统治者无可奈何，自承“宵旰筹思，终乏良策”。

    这种社会危机，在龚自珍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感伤地描绘了当时的敝败局面：“自乾隆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獗，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51]  这活脱就是一幅“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图。所谓“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实际上就是过剩人口。不过，中国士大夫惯用的这类文绉绉的语言多少淡化了悲惨感，而同时代的外国人在其著作中对中国人民的贫穷状况的描绘，给我们的感觉就痛切得多。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中国下层阶级的贫困，比欧洲类似乞丐的国民之贫困程度还要厉害。他描绘了这样的事实：在通商口岸的广州各埠，中国人对欧洲商船弃而不食的肮脏东西都争着去捞获。已经死了的猫和狗，其尸体即使半臭，中国人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其他各国人民欢迎最合卫生标准的食物 [52] 。

    这些历史记载使我们透过时间的尘封看到了清朝统治如江河日下隐含的经济内容：在当时既定的物质支撑力水平上，由于人口压力，中国社会经济在鸦片战争前已开始走上破产的道路。

    3－5 人口压力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否认人口是社会发展之动态因素的人最常用的道理是：如果说人口问题导致当时社会经济恶化，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口增加了两倍，生活水平反而提高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基本道理，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素质的函数。对应于不同社会特有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绝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以后，马克思面对近代工业文明曾这样感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53] 今天，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高度，对应于现代社会的立体开发方式，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地表下蕴藏的，海水中含有的，只要人类认识到其可利用价值，无一不被纳入"资源”的范围，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手段，不知比过去高明多少倍。

    而在封建的自然经济系统中，对应于自给自足的薄型平面垦殖生产方式，资源的主要含义是土地。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主要途径，是从事农业生产——明白了“资源”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就不会再有那类疑问了。

    前面曾谈到过，人口和总环境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环境负载力有一定限度。具体说来，环境负载力有个上限和下限。由环境蕴藏的生活资料总量所决定的上限是既定的、不变的常量，而由环境阻力所决定的下限则是可变的，它和上限之间有很大的差距。随着技术进步，人们一点一点地战胜环境阻力，环境向人们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分量就会越来越多，下限就会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这种区间弹性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无限追求扩大耕地，从而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农业格局：粮食生产优先，无限追求耕地面积的增加。直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耕亦满” ，这种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不使环境功能受到破坏。

    清代中叶开始，人们对土地的利用已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时人描述东南一带：“文昌阁居考棚之中，西望远山隐隐杳与天际。相与论棚民开垦之勤，稻畦竹林与山俱上，桑麻鸡犬如在云端。……生齿既蕃，无田可耕，遂至斩山布种，跨岭植松，固缘人力之勤，亦迫谋生之亟也。” [54] 各地的垦山者“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55]

    如果说乾隆时期的洪亮吉看到了人口增长快于田地房屋等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这一事实，因而表示了无穷的忧虑，那么，生活于道咸时期的汪土铎则是大声疾呼“人满为患”了。他看到了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环境负载力已达到极限：“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即使种殖之法既精，糠覈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56]

    在中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时，汪士铎的惊惧呼喊并不是夸大其词。当时人们已从自然生态被破坏这方面感到“人满”带来的灾患了。

    环境的容纳量是有限的。清代由于人口漫无节制地增长，使得人们向自然界摄取的资源不断增加，以至超过了自然界稳定的支付能力，这就必然破坏生态平衡。为了弥补粮食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人们只得从事一系列非理性的生态环境取代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围淤促田、毁林开荒、掠夺性使用地力等等，其结果是破坏了环境功能，导致环境质量恶化。如华北永定河一带濒河淀泊，“本所以潴水，乃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 ，结果“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57] 荆襄一带湖泊广延千余里，每遇涨水，“必藉余地容纳” ，但由于当地百姓“因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随借水粮鱼课四周筑堤以成垸”，结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都被冲毁，数万人被淹死。[58] 浙江一带的湖泊“民间占垦甚多” ，“殊妨水利”[59]。总之，对土地的利用达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官员向皇帝痛陈此类弊端，希望通过政权的力量改变这种状况。如湖南巡抚杨锡绂在他的《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中描绘了这种非理性经济活动的不良后果：“（湖南）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士改田，一湾一涧，亦截流种稻。”“此弊不独湖南，大约东南各省无处不然。” [60] 总之，森林复盖面积减少，水土流失、沙漠化、土地效益递减这一系列人们今天为之头痛的问题，在清代都已显露端倪。在西欧，这类问题直到工业化时期才出现。而中国，这类问题却在前工业化时期已困扰人们。这些事实说明，破坏生态环境平衡的第一位因素是人口压力，尤其是过大的人口压力。

    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具有的意义，古时候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人类对生态环境结构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实际上，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缓慢推移，其首位原因就是环境压力。上古时代哺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河流域，到后来变成了一片黄土。《诗经》中常常出现的葱葱树木，幽幽流水早已消失，人们不得不一点一点地南移，为自己选择新的生态环境，然后在新的地方，再通过开辟荒地，兴修水利，为自己造就一个新的人造环境。隋唐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相分离的格局之形成，财政的中心问题——漕运制度之产生，都可以归结到环境压力。地理因素、人口因素对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我国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其发展完全依靠这种脆弱的人造环境的稳定，这种依赖性有如贝类生物依赖其外壳而生存一样。尽管生态环境对我们如此重要，我们还是漠视它对我们的意义。只有到了“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人们已不可能找到新的生态环境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感到自然界的报复实在可怕。可悲的是认识到这种隐患的还只有极少数人。社会现实是：一方面环境在恶化，一方面人们还是漫无节制地生育，这种尖锐的矛盾对农业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耕地资源不足的约束，这就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破坏生态平衡，强化贫穷落后的动态恶性循环，导致我国农业后劲不足，长期滞留在维生阶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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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等：《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420页。
    [2]  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
    [3]  洪亮吉：《意言·生计篇》。
    [4]  关于维持人民最低生活水准的田亩数目，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一文中曾做了详细论述，兹引录如下：
    “按哈佛大学教授伊士特（E·M，East）的估计，按照欧美诸邦现在的生活程度，每人须有二英亩半，方足以供营养。折合华亩即每人须有耕地16华亩有奇。我国一般生活程度较低，自不能执诸国以为例。但要维持一般中国人所过的低陋的生活程度，……据陈重民先生的研究，以为南方多水田，所种以稻麦为多。北方多旱地，所种多麦、粟、玉蜀黍、高粱、黍、稷、豆类。而又以气候的关系，南方的农田，普遍一年可收两季，即春季收麦，秋季收稻（稻田亦有收两次者，但究属少数）。北方情形，较为复杂。长城以北气候高寒，每年只可收一季。每季每亩所产的净粮（即米、麦及小米、秫米、玉蜀黍、黄米、糜子米等等去壳者），北方普通田地多则200斤，少则100斤，平均每季150斤（有水灌溉的田地名水浇地者，每季可收300斤，但此等地不多），以两年收三季计算，每亩每年可得225斤净粮。南方农田春季收麦，产量约与北方相等，即每亩100－200斤，平均可得150斤，至秋季收稻，每亩多则400斤，少则100斤，平均为250斤，是麦稻二季每亩可得400斤净粮。假定每人日食粮一斤，每年共需365斤，是在北方农田，1亩6分有奇，可生产一人的食料。但各处农田瘠薄者究属多数，且水旱不时，常多荒歉，大概在北方，须有农田2亩，方能供一人的食料，南方中等田一亩，可供一人。每人除应需食粮之外，尚有燃料、饲料（耕畜为农田所必需）、油、盐、菜蔬，以及衣服、祭祀、应酬等费。此等费用，固视其人的地位、习惯而多寡不同，然而甚少的限度，亦必比其人食料的所费，多出一倍。今假定其与食费为相等，则连食料及各种费用计算，在北方需用农田4亩，在南方需用农田2亩的生产，方能养一人，即平均每人需用农田3亩。（见《中国经济问题》所载刘大钧文：《中国农田统计》）据美人贝克（O·E·Baker）氏的估计，则谓中国北方农民，平均每家需要土地3  2/3 英亩，南方为2  1/2 英亩，平均3.1 英亩土地，折合华亩为20亩有奇，可维持一家五口的最低的生活，即平均每人需用农田4亩。（见O·E·Baker：AgricuI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Foreign Affairs，4．1927）贝克氏的估计，与乾隆末年学者洪亮吉的估计正相合。”
    [5]  乾隆《东华录》卷十四，乾隆六年条。
    [6]  清代调查人口的编审之制不尽不实，当时人已指出其弊端。《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载盛百二《编审论》：“编审时，吏青按户索其饮食简笔之费，百姓又恐差徭之及身也，于是并户减口，专为一切徼悻。平时按籍而常见其少；不幸天灾流行，朝廷有大恩恤，计口给发，则其数又骤见其增。于是‘编审’‘赈恤’二册，自相矛盾，虽有才能，亦无所措其手足。”
    康熙初张玉书撰《纪顺治间户口数目》一文，论“编审”之弊说：“其载诸册籍者皆实输丁粮之人。而一户之中，生齿虽盛，所籍丁口，率自其高曾所遗，所析产不增丁，则入丁籍者，常不过数人而已。其在仕籍及举贡监生员与身隶营伍者皆例得优免，而佣保奴隶又皆不列于丁，则所谓户口登耗之数于生齿之赢绌总无与也。”（《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
    这一点，康熙皇帝也很清楚，康熙五十一年（17l2年）谕大学九卿：“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宏恩，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此朕之访闻甚晰者。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直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增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
    就在这个诏书中，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丁册定为常额，将来增加人口，不再加赋，即“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
    [7]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中论康雍乾三朝人口增加的话。
    [8]  雍正《东华录》卷九，雍正四年十月辛未谕。
    [9]  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和一些前代专家的著作中都谈到这一点。 
    [10]  徐光启：《农政会书·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11]  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
    [12]  北京大学经济系清代经济史研究组：《清代历朝人口、土地、钱粮统计》，载《经济科学》1981年第1期。
    [13] 《清芬楼遗稿》卷一。 
    [14] 洪亮吉：《若二集·治平篇》。
    [15]  洪亮吉：《意言·生计篇》。
    [16]  洪亮吉：《意言·生计篇》。
    洪亮吉《意言》成于1793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干1798年。
    [17]  洪亮吉：《意言·生计篇》。
    [18]  洪亮吉《意言》成于1793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于1798年。
    [19]  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东方杂志》23卷第2期，1926年，第72页。
    [20]  尉之嘉：《清代学者洪北江的社会思想》，《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  1934年。
    [21]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22]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卷二百四十。
    [23]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
    [24]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二。
    [25] 《东华录》卷十七，雍正五年三月。
    [26]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米价》。
    [27] 《清高宗圣训》卷八十二。
    [28] 《张允随奏疏》卷九，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29]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30] 《清高宗圣训》卷八十二。
    [31] 《清高宗圣训》卷八十二。
    [32]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市籴二。 
    [33] 郭起元：《介石堂集》卷八，《上大中丞周夫子书》。
    [34]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35]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三。
    [36]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书》。
    [37]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四。 
    [38] 《东华录》雍正朝五年。
    [39]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40] 《乾隆年间江南数省行禁跴曲烧酒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41] 《李煦奏折》第一百八十四页，一百八十九页，二百O四页。 
    [42] 《清史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