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民族的一生中，除了做梦，它很少有时间问自己：我想在哪一种社会里生活呢？

                                                           ——沙邦

    2－1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

    考察历史现象，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意义。但这只是说，对历史每做出一种解释，都必须首先考虑社会经济状况，其他一切因素却并不因此被规定处于被动的无动力状态。我国独特的生育文化之形成，就不仅仅只有经济因素的作用，还有深刻的政治和精神因素的力量渗透其间。
 
    追溯中国的人口增长机制，首先必须探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政治背景。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和“家”相通，君权和父权相互为用。作为生产和生活单位以及社会细胞的家族，同作为上层建筑的统治机构的“国”是一种宗法同构体，民顺、臣忠、君仁的政治伦理关系是子孝、妇从、父慈的家庭伦理关系的扩大。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一直是中国封建国家官僚政体赖以利用的基础。统治者直观地认识到，宗法制社会组织是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命脉。因此，孟子总结统治经验时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1]

    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封建统治经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深谙这一社会哲理：“立宗原以佐治”[2]。
 

    “若宗子法立，则人知遵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3]  “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4] 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家族本位主义涵盖下，势必导致家族不断扩大其内部人口容量。
 
    对于家族来说，其本身也有一种无限扩大的内在冲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完全被湮没在亲族群中。人们总是以家族作为生活的起点和归宿。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家族的力量当然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人数越多，力量越强。在“人治”社会里，调节人们关系的原则不是法律，而是家族表现出来的力量。在封建政权力量未能真正延伸到的广大乡村更是如此。直到解放前，人们在解决各种争端时凭借的手段还是宗族势力。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一则提供了自卫力量，二则伴随人口增多，科举入仕的人也可能越多，家族的政治势力也就越强，和其他家族进行政治较量时越容易获胜。因此人丁兴旺自然而然也成了家族繁盛的标志。正是这种自卫和生存竞争的需要，使封建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容量的内在冲动。
 
    再来看看生育文化的精神因素。
 
    早在商代，我国就有了“多子孙甲” [5] 的思想，以后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都对这一思想加以弘扬阐释。如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6] 意即统治者的重要任务是使人口众多，增加人口。如果不能增加人口，出现了地多人少的情况，则是统治者的莫大耻辱。孟子则强调：“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7] 认为众多人口是统治者的宝贵财富之一。荀子也有类似的看法：“土之与人者，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8] 都一致强调增加人口。这些人都是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他们的理论不但为统治者的鼓励生育政策提供了决策指导，而且通过春秋后发达的平民教育得到广泛的传播，沉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道德规范。这样一种精神基础上产生的伦理责任观念，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中国，无论是钟鸣鼎食的贵族，或诗礼传家的士族，还是朝不保夕的平民百姓，都是以“多子多孙”为福，而不像欧洲早期贫困阶层多生多育，富裕人家少生少养，二者的生育水平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封建统治者和人民追求人口增殖，还有经济上的需要。在统治者来说，人民是他们谋取物质资料的手段。作为征税对象的人口，数量自然多多益善。因此历代统治者出于富国强兵的财政目的和政治目的，采取了不少措施鼓励人口增殖。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就是著名的例子。
 
    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这就使每一家庭都有扩大其人口容量的需要。这主要由两点因素引发：
 
    1．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是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依赖于劳动力的不断追加投入。这种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技术素质要求不高。生产技能的传授、通过日常生活就可实现，文化科学几乎处于被摒弃的边缘。培养劳动力的成本极低，儿童一旦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就成为劳动力。人手——绝不是人才——的投资是传统农业经济中最大的投资。就这样，人口就像不断分裂的细胞，在中国社会盛行的多子继承制度的催化下衍生出来，形成不断增生的人口再生产单位。
 
    2．在土地——不管是自有还是租佃而来——足够的前提下，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主要是随家中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一般而言，在不需要供养老人而又无子女时，也就是消费者对劳动者的比例是一比一时，家庭经济情况最好。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人）至多时最差。因此，衡量小农家庭经济兴旺与否的标志是劳动力的多少，这种情况促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压缩劳动力再生产周期，养成普婚、早婚、早育、多育的风尚。
 
    在上述的政治、精神因素及经济需求三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了中国生育文化的特殊价值观：多子多孙多福。
 
    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这一矛盾构成了一把双刃剑的两个锋面。我们传统生育文化的特点是，只看到了这把剑的一面：人是生产者，而没有看到另一面：人是消费者，因而崇尚无限制的多生多育。
 
    历史是精神的实现。这种生育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就是中国人口在 2000 多年里的数度大起大落中缓慢增长，到了18 世纪，终于导致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严重失调。
 
    2—2  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的三大高峰

    马克思说：“旧封建制度给予人们一切生存保障。”一般而言，通常在某封建王朝的前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基本安定并有保障，人口的增殖就非常之快。如唐初贞观，明初洪武，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情况都是如此。而到了王朝开始陷入危机期，尤其是新旧王朝交替的大动荡时期，人口则大幅度下降，如下表所示： 
 
    表2-1：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变化表
 

    数字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
 
    表2－1揭示出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一个时而猛增，时而锐减，呈周期性波动的变化过程。如公元2年，中国人口有5,959.5万人，经过公元17年以后长达10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到公元57年，就减少到2,100万人；公元157年人口有5,648.6万人，经过从公元184年到280年的百年混战，到280年检视户籍时，仅剩下1,626万人；隋末农民大起义使人口由公元609年的4,601.9万降到620年的1,000万；“安史之乱”使盛唐的人口由755年的5,291.9万锐减到760年的1,699万；北宋中期（1110年），中国人口有4,675万，经过1127年的“靖康之乱”，到1159年检视户籍时，就只剩下1,684万人；明代人口一直保持在5,000万—6,000万之间，明季丧乱之后，仅剩下1,403.3万人（1655）[9]。
 
    尽管每次战乱都使中国人口损失半数之多，中国人口还是在剧烈的升降中出现了三次高峰。
 
    如表所示，从汉至魏晋时期，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除了绿林、赤眉起义这一短暂时期外，人口一直维持在3,000万至5,000多万之间。从南北朝至五代，是人口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时期，人口保持在1,600多万至5,000多万之间。从宋到明，为第三次人口发展的高峰时期，除少数战乱期，如“靖康之乱”外，人口一直在5,000—6,300万之间上下波动。
 
    这三次人口增长之所以没让社会感到威胁，一是政府采用移民等手段消除了这种无组织力量增长造成的威胁。其次是因为人们不断进行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使得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平衡关系长期延续下来。除了个别时期，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从未降到10亩以下，实际需要的土地数量和可得的土地数量之间的缺口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弥补。不过，人们总是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进行繁殖，在生产力还有潜力可挖掘以前，人口一直呈增长状态，生产增长的经济成果也都被日益增长的人口吞噬殆尽。整个社会毫无剩余，“耕三余一”、“耕九余三”的构想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及至社会的人口规模超过社会的经济负载力时，人口增长就会受到战争、饥荒、瘟疫等的限制。人口和环境这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动态变化过程，如图2—1所示。

    这种低水平均衡注定了中国只能处于维持“黎民不饥不寒”的维生经济水平上。如果说盛唐时到过中国的外国人都为唐的富庶所倾倒，那么，自元代以后的旅华外国人则有不少人感叹中国人的贫穷。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18世纪后期在他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中记载：中国人非常喜欢生育，总是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繁殖后代。因此，尽管“已向水中和地里取得了一切可能取得的东西”，人民还是只能以稻谷和米汤为主食，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在马可·波罗前后游历中国的许多旅行家，在其游记中，一般公认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准低下，难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雇工终岁辛勤，能挣得些许买米的工资，就感到非常满足。工匠的情况，则坏到了不能更坏的程度。他们不像欧洲的工匠，能够安逸地坐在他们的店里，等待顾客光临，而必须背负工具，到处叫卖揽工，宛如乞丐。这些记载，反映了由于劳动力经常供过于求，中国雇佣劳动者的 处境历来很不妙。这种“贫困文化”[10] 通过代际关系的影响，世世代代递传下来。
 
    历史实况就是如此。所以，直到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农民提出的最高要求仍然只是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社会，“温饱”成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来一直追逐的目标。这种低水平的社会目标缺乏内生的精神力量，使整个社会不思改进，暮气沉沉，历朝政府都以维持现状为最大成功，人们则以安贫乐命、顺应现存的社会秩序为最高美德。
 
    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意识处于一种共生状态，某一方面的落后会引起各方面的连锁反应。经济水平的低下限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而精神上的不思进取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落后状态。中国就这样陷入一种“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到了清代，由于人口过度膨胀，“贫困文化”的特征更加明显，20世纪上半期则达到最恶化状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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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孟子·离娄上》。
    [2] 《永定邵氏年谱》卷首，《祠规六条》。
    [3]  丘濬辑：《朱子家礼》卷一，《通礼杂录·祠堂》。
    [4]  冯桂芬：《校邯庐抗议》下卷，《复宗法议》。
    [5]  《殷墟书契后编》卷下14叶一断片。
    [6]  《礼记·亲记下》。
    [7]  《孟子·尽心下》。
    8 《荀子·致土》。
    [9]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  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因此这里借用了这一概念。见刘易斯《五个家庭：墨西哥贫困文化状况研究》，1959年，载《现代化问题探索》第 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