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往往是不会赢得人缘的，一个坦率指出社会的悲剧收场的人，几乎肯定是无法获得众望的。   
                                               ――R·L·海尔布鲁诺
 
    1－1   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
 
    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学者的命运比马尔萨斯更为奇特了。生前，他生活于误解之中，饱经了被世人辱骂的痛苦；身后声名更是戏剧性地在赞誉和辱骂声中来回振荡——这一切，恐怕都是马尔萨斯本人未曾预料到的。 
 
    1789年，汤姆斯·罗伯特·马尔萨斯（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将一篇长达5万余字的论文公诸于世，这篇文章在英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此文经过不断的充实、修改，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一版再版，最后形成了一本几十万字的巨著，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口原理》[1]。

    理论的命运似乎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定：一开始总被当成异端邪说，后来又被奉为经典，直至堕落成迷信教条。《人口原理》的命运就是这个规定的最好例证。这本书问世之初，由于它“一举粉碎了和谐宇宙的一切美好希望”，“推翻了人类进步的前景，而代之以一贫瘠、阴沉而冷清的未来，”[2]因之处于“人所不读、人人咒骂”的被诅咒地位，许多人未读《人口原理》，仅凭耳闻就把马尔萨斯当做仇视人类的恶魔。
 

    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人们对这本书的认识走到了另外一端：

    开创了一个理论时代的凯恩斯以不胜遗憾的口气写道：“……马尔萨斯的研究路线几乎全部消失，而李嘉图的方法竟在一个世纪内占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已是一种灾难。如果只有马尔萨斯而没有李嘉图一直是19世纪经济学发展之父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就该聪明得多，也富裕得多啦 ！”[3]（3）

    海尔布鲁诺同样推崇备至：“马尔萨斯有关经济学的其他著作被遗忘许久以后，他的‘人口原理说’仍然主导着经济理论。它的影响力甚至超出经济学的范畴――它‘催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试金石之一。”[4]④

    我们评判一个前代理论家，并不是要用他的理论缺陷来映衬我们的完美，更不是要用他的错误来论证我们的正确和高明，而主要是看这个理论家为他的时代及后世提供了什么。忽视其理论的总体精神，而在其所举的每一个例子是否正确这种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更不是应有的态度。
 

    对《人口原理》一书的评价，就应该针对该读书的总体精神而发。

    马尔萨斯谈到《人口原理》的出版目的时说道：“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与人类的本性密切相结合的一个巨大原因的种种结果；……我所指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都有超越为它准备的养料的范围而不断增殖的恒常趋势”，这一规律对于人类也不例外。
 

    接着，马尔萨斯阐述道：由于人类生活有两大基本需要：
 

    1．粮食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2．两性之间的情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永远如此。
 
    从这两个前提出发，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比起土地提供人类生活资料的力量来，是无定限大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口较之土地，具有更大的潜在增长力和增长倾向。如果对人口的增长不加以限制，“人类将按下列的比数增加：1、2、4、8、16、32、64、128、256，而生活资料则按1、2、3、4、5、6、7、8、9的比数增加。在两个世纪以内，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将会是256对9；在三个世纪以内，4,096对13；”——世人常常揪住不放，并大加论述其理论的错误性与荒谬性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段话加上他所列举的美国人口每隔25年增长一倍这个例子的谬误，就成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滑铁卢了。
 

    但如果真以为“两种级数说”就是马尔萨斯主张的人口规律，那就大谬不然了。马尔萨斯其实是这样看待人口增长的："人口繁殖力和土地生产力这两个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须继续使其结果平衡。”
 

    这段话说明他在考察了人口的历史增长以后，看到了一个现实：人口虽受生活资料制约，但人口增殖还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殖。基于这样的现实，马尔萨斯提出了三个命题：
 

    一、人口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这个论点被命名为“制约原理”。
 

    二、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这一论点被命名为“增殖原理”。
 

    三、这些抑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这一论点被命名为“均衡原理”。
 
    这三大原理才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精髓。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口增长必然受生活资料的制约；人口经常在生活资料增加时增殖；但由于受到自然抑制和道德抑制，人口和生活资料必须经常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即保持均衡。他的划时代的贡献就在于看到了刀刃的两个锋面：在看到人口增殖面的同时也看到了制约面，并把均衡过程看作是个动态过程。要求均衡的制约原理和时时打破均衡的增殖原理是人口运动中两条平行的主干，从这两者内部联系中产生的交替作用按照均衡→均衡破坏→均衡恢复的过程形成了人口周期波动，即人口的增长运动和衰退运动的连续反复。所谓“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在这里只是一个假设，前提是人口未受到任何抑制――在马尔萨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这是无关宏旨的枝节问题”。[5]
 

    从这方面加以理解，可以看出《人口原理》确是说明人类再生产发展规律的统一原理。因为这条原理，马尔萨斯被后人尊为“人口学之父”，“马尔萨斯的窘境”成了人口问题的代名词。
 

    马尔萨斯所预见的社会悲剧终于在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里实现了。医疗条件的改善在这些国家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加速增长。由于这些国家的生育完全听其自然，生产技术的改进并不能提高这些国家人民的最终生活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所取得的“进步”纯粹是人口上的，完全不是经济上的。换言之，就是“人多了，可只是穷人多了”。人口问题专家斯宾格勒悲叹逍：“就事实来看，未来的前景将确切是马尔萨斯式的——人类正坐在人口的定时炸弹上。”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指出：“统计报告几乎难以置信，在待开发国家里，平均每天有一万人因营养不良所引起的疾病而死亡。在这些国家里，每20个小孩中，有10个极可能因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原因而夭折，另夕卜七个人则可能患有生理上或智能上的障碍。”[6]

    中国的10亿人口，“印度妈妈”的高生育率无可怀疑地成了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威胁，两国政府为此已弹精竭虑。
 

    从40年代开始，30多年的时间内，世界人口倍增，人类为应付生存需要引起的种种问题而疲于奔命。这一事实使任何对马尔萨斯的批判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世界正在失去平衡。1985年联合国巴黎人口统计学会议上，与会者以99．8％的压倒多数票赞成再版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马尔萨斯没有长眠，他的学说绵延至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他所揭示的人口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只不过，人们经常提到他的学说之时，就是社会不安定之日。一旦不安定的感觉在人们脑海中变得淡漠，他的学说也就不再那么被人关注了。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到底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呢？在冷静地思索后，我们至少可以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找出几点合理之处：
 

    第一，两种级数说作为一种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确实存在。一国政府在考虑社会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环境的负载能力，在人口和总的环境中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谨防人口发展超过环境的负载能力。环境负载能力用方程式表示，则有如下等式：
 

    C＝B：E
    C 在这里表示土地的负载能力，即土地为人类生活服务的能力； 
    B 表示生物潜力，即土地上的植物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 
    E 代表环境阻力，即环境对生物潜力或人类的生产能力所加的限制。

    中国的历史遭遇告诉我们：建立人口与环境的合理关系是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基本前提。
 

    第二，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必须和生产资料增长相适应。这种“相适应”不仅是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上二者的比例关系，还必须考虑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孰快孰慢的问题。唯一的正确答案是：经济发展必须领先，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负担减轻。这种状况持续时，生活水平才能持续不断地得到改善。
 

    第三，道德抑制说，即从道德上限制人们的生育行为。这在中国有现实意义，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
 

    ――好在我们变得现实了一点，不会再干出那种为了政治“清白”而牺牲经济利益的傻事。为了验证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荒谬”性、“反动”性，中国支付的代价毕竟太大太大了。
 
    1－2  社会系统演化的机制之一 ――人口
 
    历史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问题（包括人的数量和人的质量）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忽视。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实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水平往往是数十代人民努力不懈辛勤积累的结果。这一事实表明：思考经济问题时，立足点应该是人口。因为生产的主体是16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消费者是社会全部人口。社会经济不仅表现为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研究任何问题，将人的因素舍去或将人口当作处于无动力状态的消极因素，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将马克思经典理论外化为“典型模式”，并当成君临一切研究领域的信条，这就使得很多学术问题长期争而未决。争论的焦点倒不在于具体结论正确与否，而在于观察角度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

    人口问题上就是如此。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曾将中国的贫穷归结于人口太多，从此，凡从人口和环境的关系出发探讨人口对社会的影响就成了“人口决定论”。在这顶帽子之下，人们噤若寒蝉，以致于连应有的经验都不敢去总结，仍蹈前人的覆辙。
 

    必须承认，1949年以前的中国之所以贫穷，从一定时期看，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剥削的沉重自然是起决定作用的首位原因。在那种非常时期，人口问题只是一个次要的、居于从属地位的因素。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很有力度地批驳了艾奇逊把人看作单纯的消费者，把中国人口多看成是中国贫困落后的唯一原因，是不堪负担的压力的错误观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批驳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样的年代里，解决旧中国的问题，自然不是依靠节制生育，更不能把控制人口看作是唯一救国之道。在社会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桎锆时，应该承认社会革命的优先权。
 

    但社会环境变化，社会面临的任务也要变化。虽然人口并不始终居于决定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地位，但它却是社会系统演化的机制之一。它始终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一种无组织力量，并经常向人类显示它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破坏性的。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已经证明了它决不处于无动力状态。
 

    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粮食生产的能力很少超出供养能力，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产维持着一种低水平均衡。只要人口超过当地的供养能力，便只有死路一条。古希腊人在人口方面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智慧。他们感到了人口过剩的经常性威胁，有意识地采用杀婴、移民等方式来保持人口和生活环境的平衡。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对希腊城邦在公元前725年一325年这400年间的历史作了一番探讨，并认为正是由于各城邦面临人口压力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才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在公元8世纪以前各城邦的社会状况差不多相同。科林斯和卡尔基斯采取的对策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色雷斯和其它地方夺取农业土地作为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的意义仅仅是扩大了希腊社会的疆界，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整个社会仍然按照惯性滑行。
 

    斯巴达则采用了侵略邻邦的办法来满足其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其结果是培养了斯巴达的尚武精神，使斯巴达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从而复活并适当改变了希腊社会某些原始的社会制度。
 

    雅典的应付策略是使农业生产专业化，对外输出粮食，并兴办了与此相适应的制造业。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业阶级。为了适应新阶级的需要，雅典的政治家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革，从而使雅典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还为整个希腊社会开辟了一条新的前进途径，传播给希腊社会种种特点。
 

    从汤因比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人口压力做出的不同反应，乃是古希腊各城邦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之根本原因。在进行历史选择时，人们精神因素无疑起了决定作用。各城邦领袖的素质差异决定了他们的决策方向不同，从而引导他们的城邦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首先是人口压力把历史选择的问题摆到希腊人面前，迫使他们作出决策。在这里，人口压力乃是第一位因素。
 

    再来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详细论述过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人口因素曾促进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即奴隶制生产方式转变为封建生产方式。
 

    殷商时期，中国曾长期滞留在原始的游农阶段上，在最早开发的经济区——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上游移不定。而实行游农或游耕的先决条件是土旷人稀。经过数百乃至上千年的生聚繁衍，人口的增殖改变了人地关系，使土地由相对过剩逐渐变为相对狭小，土地公有的情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盘庚迁殷后，结束了游农生活，殷周之际，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周人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改变原来一种公有的土地制度，建立起一种介于土地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特殊土地制度：井田制。这个制度的要点是实行“计口授田”，并把耕作者固定在土地上，从而派生出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口的增长又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井田制确立以后，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加上井田制有两个内生的弱点：一是授田方式，上田为不易之田，夫100亩；中田为一易之田，夫200亩；下田为再易之田，夫300亩。二是井田制实行三圃制的休耕制度，即所谓 淄、新、畲，这就使土地不能充分利用，每年有一半或1／3的土地处于休闲状态。这两个缺陷都加剧了地少人多的矛盾，使“计口授田”成为不可能，井田制于是陷入崩溃[7]。
 

    日本20世纪对外扩张的内在冲动，首先是人口压力引起的。从1600年到 1854年3月《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以前，日本的人口一直稳定在2,600万左右。自从美国打开日本的大门后，日本人口迅速增长。明治维新后，经济条件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更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日本开始面临人口压力的威胁。
 

    从图1-1可以看出，自1917年以后，日本的人口增长曲线和土地增长曲线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日本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进一步降低生活标准，要么就扩大供养能力。由于日本本土资源的限制，不可能用纯经济手段来获得和人口增长相适应的原料和粮食，而且西方国家也不是日本的经济力量所能渗透进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掠夺比它更为弱小的国家，侵夺别国的土地。由此可见，人口压力乃是日本向亚洲扩张的首位原因。人们常说的日本人试图主宰亚洲的天命观和军国主义精神，虽然也是向外扩张的精神动因，但都不具有生存手段受到巨大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强制性。[8]

    值得深思的是，只有当社会陷入不幸时，人们才会强烈地感到人口造成的威胁。在社会病痛处于潜伏期时，唯有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人才能预感到这种必将来临的不幸。60年代末，当整个西方世界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梦里时，一批有识之土就极有远见地提出了五大全球性问题：
 
    1．人口向题。
    2．工业化资金问题。
    3．粮食问题。
    4．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
    5．环境污染即生态平衡问题。
 
    这五大问题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粮食和资源及人口有着无需证明的关系；生态平衡破坏是人口压力的直接后果，只有在人口压力过大时，人类才会掠夺性使用资源；工业化资金取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人口越多，消费需要越大，社会所能撙节供扩大或改善生产的资金也越少，投资规模势必处于停滞或收缩状态。因此，他们强调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甚至人类社会的生存，都取决于人类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的速度和效率。
 
        肯定了人口是社会系统演化的机制，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人口究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把“人口转变”[9]经验法则和“人口推力”[10]⑩说结合起来考虑，二者的关系可用下列图形表示：（图1－2）
 

    图1－2：人口和资源增长示意图：

    从图1－2，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口和经济二者相互依存并互为因果。在社会已有的经济运行中，资源的开发从长期来看是动态的，从短期来看是静态的，即相对稳定的。相对于一定的开发手段，人口规模的扩大必受到资源的限制。这就是说，在资源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口到达临界点以前，人口的增长标志着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成功；到达临界点以后，人口的继续增长便预示着社会危机的来临。在这里，如果非要坚持哪一种因素始终是第一位原因，和讨论世界上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在经验世界中，“第一原因”是不可能找到的。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已被人口问题困扰了两百多年之久。今人惊异的只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缺乏现实感，对如此清晰明白的事实竟没能作出敏锐的反应！如果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不仅仅只从生产关系和客体因素等方面加以探讨，也从人口增长必须和自然资源及社会生产力发展保持平衡这一规律出发去观察社会经济的兴衰，从而使大多数人认识到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也许就不会陷入这一片人口沼泽，整个国家就不会处于目前这种超负荷运转的被动状态。
 

    1－3   关于本书断代和研究角度选择的思考   
 
    近30年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不仅把经典理论外化为“典型模式”，完全以线性研究取代非线性研究，同时还将线性研究绝对化、庸俗化、简单化，把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特定的实践性原则退化为经济唯理主义，特定的党性原则扩大为政治唯理主义，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思维构造体系。一遇有研究角度不同者，指责就会纷至沓来，目为“异端”——这些“异端”能问世，还算是幸事。更不幸的是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
 
    本书论述的历史年代，并非按照传统的断代方法，而是从历史中切取了18－20世纪之间两百多年历史，纵跨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如此，倒并非别出心裁，而是本书的研究角度——人口史本身的阶段性决定的。
 
    首先，本书论述的人口压力问题，从社会开始感受到它的威胁直到采取对策，确实跨越了这三个时代。在这两百多年之间，社会制度虽屡经变化，人口问题却一直是社会的病痛，原来是由于社会动荡掩盖了它的严重性，近30年来则外化为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包袱。认真思考并采取对策，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事情。严格说来，它的真正解决，还需要以后数代人持久不懈的努力。
 
    ――从问题产生到来取对策，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本书如此切取历史年代的考虑之一。
 
    其次，历史的发展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进程。精神发展的缓慢性、渐进性在中国特别突出。生育观几乎是亘古未变。面对现实的人口困境，这种生育观的惯性作用依然很强大，人们习惯于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生育。目前，也只是囿于政府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人们的生育习惯才不得不加以改变——本书的年代切取也考虑传统生育观惯性作用的未完结性。
 
    从人口和资源的关系出发去探讨人口和社会的关系，则是社会现实的要求。
 
    历史的苦难，现实的困境，迫使我们思索：中华民族为什么一直只能以维持“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局面为目标？为什么“贫困文化会世世代代传递下来？在改革所引发的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反思——民族的、历史的苦恼在本书中浓缩为反思的苦恼。
 
    现实社会是历史的沉积。尤其是中国这个有五千年历史包袱的文明古国，随手可触的一切都与历史紧密相连。但是历史毕竟像流水般逝去，只有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和需要才能促使我们去考察历史，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的情形从来就没存在过。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书中就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历史是现在跟过去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过去的社会的对话。”克罗齐说得更直截了当：“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现在的一种兴趣的。”[11]人们受自身所处客观环境的制约，只能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去研究历史，这就是笔者选择了人口和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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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书原名为：《论人口原理对社会未来改革的影响》（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是马尔萨斯与其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争论有关英国社会问题时，为说服他的父亲而写。此书共版六次：1803年，第二版；1806年，第三版；1807年，第四版；1817年，第五版；1826年，第六版。 
    [2] R·L· 海尔布鲁诺：《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
    [3] 凯恩斯：《传记随笔》小册子，  1951年版，转引自（美）朱利安·1」·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第13页注1，北京大学出版社。
    [4] 同注2。
    [5] 这段话根据（日）南亮三郎编：《人口论史》第6--63页内容写成。
    [6] R·L·海尔布鲁诺：《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
    [7] 傅筑夫：“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8] 日本遭受到人口压力的巨大压迫，还可从其人均耕地面积和他国的比较中得见：

                    1923－1924年世界各国可耕地面积及产量表

    注：表中各国数据来自G.H.Kuipps所著《The Geography of Population》, Queenland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39,1922-1924, P.46-52.
    江浙数据依照农商部民国13年（1924年）出版的第9次农商统计附第10次农商统计。面积以每平方里作640亩，每方哩＝827方里＝640英亩计算。产量以每石＝104斤＝187磅－301 bushel 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