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缺少一把衡量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尺

        衡量已届30周年的中国改革，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富国强兵，另一个是人权进步与富民。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坚持只用“富 国强兵”这一标尺来衡量这场改革。用来赞扬成就的主要是GDP总量，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以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至于政府分配功能的畸型导致的严 重社会不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建立于劳动者权利被严重剥夺之上这一事实，以及人权状态的恶劣，却是政府不愿意检讨的话题。
        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而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至少应该将社会的多数成员――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考虑 在内。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及土地等生产要素均参与分配；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强调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来源。无论是按照哪种观点，劳工权益都不 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但恰恰是在中国这个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国家，无论是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工资收入）还是劳动者的权利，都处于近乎悲 惨的状态。劳动者工资增长的幅度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特别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社会成员劳动所得之比重长期偏低的情形，完全背离了社会正常发展的目标 和经济增长的本来目的。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支柱之一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然而，为什么维持“世界工厂”运 转和盈利的上亿劳动者反而不能正常地分享到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呢？在一个至今仍然宣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成为“救世阶 级”的工人阶层为何会沦为世界各国蓝领当中境遇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制造”：庞大的血汗工厂

          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制造”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国 攻城掠地，一些产品拥有极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许多数据都展现了“中国制造”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增长了近3倍， 比全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快10倍[1]。中国制造的三大主要类别－－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成了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主力。2006年，中国玩具在国际市 场的占有率高达70%[2]；鞋类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3%以上[3]；而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从1986年的5.35%上升到2005年的 24.03%，以每年8.93%的速度递增，从1995年起连续10年保持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4]。由于“中国制造”的支撑，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 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 69.9%。[5] “中国制造”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以低廉价格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以进口“中国制造”产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国市场为例，近年德国对华贸易的增长也非 常迅速。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5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增长了3倍，中国已成为德国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贸易伙 伴，仅次于法国和荷兰；与其它国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国引进的“中国制造”当中，办公设备、电脑设备与元件占18.6%，其次是电视、无线电和电器元件 [6]。

         1．是什么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物质极度短缺的状态迅速过渡到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产品，到底依靠什么？且来看看引 起世界恐慌的“中国制造”的背后。“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正是依靠严重透支的劳动者生命福利 与环境成本，“中国制造”才得以维持价格低廉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对“世界工厂”这一称谓，中国最初是坦然接受，并将此当作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 重要标志。但近年来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点，由于劳动者的人权受到严重剥夺，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到本世纪初，中国原来矜夸的 “优势”竟然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萎缩，导致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重）持续走低，与1980年代前半期消费率维持在53%到51%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日益繁荣，国 民经济的消费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4年内，就从2000年的48.0％降至2004年的41.4%[7]。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从 经济发展当中获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 闻名的东亚经济体的消费率也在65%以上。显然，如果用消费率来衡量，总体上看改革时期民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明显获益，而本世纪以来则处于利益受损的状 态。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消费率过低、国内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必然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制造”就会陷入困境。比 如，2008年“中国制造”的三大“主打”产品玩具业、纺织服装业与制鞋业的厂家大批破产，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国际市场寒流。
       看起来强势的“中国制造”其实非常虚弱。如果观察制造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 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管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可以 说，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正因为如此，当全球都在为“中国制造”的洪流惊恐的时候，中国厂商却 正在为“中国制造”的无利可图而苦恼。

        2．“象刀刃一样薄的利润”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 售的一种儿童玩具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 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的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 元；工厂的生产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是每件 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及成本32美元，商场的毛利及成本是18美元。在这条 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10美元，仅占商品零售价的10%，而其余的90%则由各个经营环节参与分利。不仅如此，近年来不 少中国厂商为保住美国市场，大都采取先付货、后结算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收到货物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把库存成本转嫁给 了生产者[8]。
        多年来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上稳居第一的中国纺织服装业，其实一直依靠国内的出口退税制度维持生存。在2006年下调出口退税率之 前，纺织业的出口退税率为13%，而领取了出口退税的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不过5%而已；退税率调整到11%之后，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也相应萎缩到3%左右 [9]。
        加拿大约克大学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伯尼·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形象地形容“中国制造”的利润：“中国有许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润却只有刀片那么薄。[10] ”

         3．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到底有多低？

        参与“中国制造”的厂商除了依靠维持过多年的出口退税制度的优惠之外，压低工人工资几乎成了“铁律”。衡量中国劳动力的 工资有两个标准，一是绝对标准，即与他国同类劳动力相比较；二是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前者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状态有关，后者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因 素和相应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及劳工政策和制度。
        从绝对标准来看，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之低，一直是国际社会杯葛的一个话题。“三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 出口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2002年，中国的“三资”企业已达到28万户左右，在中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占到13%，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占 中国出口总额的47%。但许多“三资”企业的工人都在超强度、超负荷、超体能、超工时的情况下工作，工人由于疲劳过度而伤亡的事件不时发生。据调查，在 “三资”企业工作的外地劳工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每周至少6天。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7到23岁，每小时基本工资仅为30到50美分，月收入在100到 150美元[11]。2004年以来，由于工资太低，一度发生“民工荒”，不少企业被迫提高劳工工资。即使如此，中国工人的工资还是非常低。据《纽约时 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大工厂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仍然在10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其中最低工资每月不足80美元；鉴于员工通常每 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按照跨国公司支付工资的上限（每月200美元）计算，每小时的工资是77美分，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17.72 美元[12]。《华尔街日报》曾将韩国工人工资与中国劳工收入加以比较，“现代”汽车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还因为待遇过低而引发劳资纠纷；而 在中国的广东，最新出台的“月最低工资”规定是8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从这个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资为什么涌入中国，以 及中国的加工贸易为何能蓬勃发展[13]。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2005年度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16.16元。而在中国，许多地区工人的小时薪资仅为40到60美分[14]。该报告举了 一个例子，“‘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被外媒称为“肮脏的‘苹果’制造业”之所以能牟取超级暴利，原因之一 也是在中国使用“廉价高强度劳动”。据报道，苹果在中国的iPod工厂是Foxconn代工组装工厂，位于深圳龙华的Foxconn工厂雇佣了20多万员 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报道称，这些工厂生活住宿条件极为简陋，而且不允许外人进入；厂内工人每天要工作15小时以上，每月工资仅合27欧元（约270 元人民币）[15]。

    二、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

         二战之后，GDP日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只追求“国富”，对使用GDP作为衡量国力的标准更是有狂热的偏好），但欧美民主国家更多地用 民众福利（包括工资与社会福利在内）作为衡量本国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指标。若用后一种方法来衡量一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作国际比较，可以采用国民 的工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这一指标。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盛传一个说法，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GDP的50-60%”，笔者无从查考此数据的 出处，仅以此为比较中国相关数据的大略参考。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由于这一指标会显示出不利于官方的结果，所以国家统计局经常故意回避使用这一指标，相反 则偏好用“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16%”[16]之类来宣传劳动者待遇的提升。
        与中国劳工工资偏低、消费力萎缩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政府收入在经济增长中迅速攀升。若比较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及相互消长，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当局追求“富国强兵”、忽视“富民”这一社会发展目标的局限性。

        1．决定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制度因素

         在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连年萎缩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中国的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长期偏低，而过去十多年来政府 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却呈持续扩大之势。表1所列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不断降低工资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然后以出口和投资拉动 经济增长，始终停留在一种缺乏内生动力的对外倚赖式增长陷阱之中。
         在讨论表1内容之前，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判断政府收入有多少，大体上有三种计算口径：小口径是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口径即 财政的预算内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大口径则是预算内、预算外收入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财政制度外收入。如果按照国内有些学者采用的大口径来计算，那么政府部门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17]。笔者采用了中口径，因为资料易得，可逐年比较。第二，改革以来尽管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就业人数与全国人口总数对比，可以发现，从1978年到2004年，城镇就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9.9%上升到20.4% [19]，翻了一番。为什么全国总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却持续下降？这表明城镇就业者的收入状况恶化，除了 部分领取工资的就业者工资偏低之外，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城镇就业者（约1亿左右）没有固定工资，处于半就业或临时性游动就业等低报酬状态。 

表1：中国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