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政治惯例，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最后一次全会的主题是除旧布新。除旧者，是要总结以往的成就缺失，但谈缺失时用的多是春秋笔法，不懂中国政治行情的人很难从套话中读出子丑寅卯。不过，与以往历次中共中央全会相比，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鲜明：打击“条条”（中央各部）与“块块”（地方），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上，解决两代领导人交接班时遗留的问题

    要打击“条块势力”，先得解决第三代领导遗留的政治势力。在奉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国家权力通过政党竞争和政府更迭得以持续。但在共产党国家，国家权力的交接虽发生于一党之内，却是一个充满了暗箱作业与血腥的过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共产党政权中的权力形式是非制度化的且具有高度可变性，权力安排更象是最高领导个人决定并私相授受的。2003年中共第三代领导江泽民与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之间交接权力时，由于胡当时的弱势，江系人马基本占据原职，因而这次权力交接创下了中共历史上少见的“和平局面”，许多外国的中国政治观察家们对此予以高度赞誉，并因此预言中共的权力交接已经开创出了新模式。

    但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却明白，胡只不过是效法当年江泽民在邓小平接连废掉两位总书记之后的韬晦之计，隐忍不发而已。尽管江远不如邓强势，但胡与江之间的关系甚至较邓江之间更为脆弱，因为胡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承接的虽是江泽民传下来的大位，但对江却毫无感恩之心。

    胡执政至今已逾三年，一直在政治上徐图渐进，淡化江的统治痕迹。比如，在理论上，胡已经用他的“亲民、重民、爱民”使江的“三个代表”理论逐渐退出主流地位；在政治上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巧妙地用提倡“延安精神”、到西柏坡与延安等“革命圣地”参拜等举动表示自己的法统传承于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另一方面不露声色地在人事上布局。而在江时代只能担任“大内总管”的曾庆红，在胡接班后，已悄然成为与胡温并肩而立的三驾马车之一，胡也只有得到曾的援手，才能放手清理上海帮。

    胡为什么一定要清理政治地盘？除了人事清盘的需要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中国的代际政治。

    政治人事更替源于代际政治

    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下，政党竞争，赢者组阁，政治首长的轮换有制度，且并不涉及文官系统，因此政党轮替是道政治风景，并无血腥与太多的暗箱作业。

    而中共政治并非政党轮替，而是一种特殊的代际政治。

    1989年6月之后，邓小平以其对中共政治历史的独到理解，用“代”这一词汇为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作了界定。按照这一标准，建国后共产党共有三代领导集体先后执政：从中共建政后到“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第一代领导集体；1978年改革以来形成的领导集体是第二代，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胡耀邦、赵紫阳、李鹏等人；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包括江泽民、朱鎔基、李鹏、胡锦涛、李瑞环等人。从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构成来看，第二代与第一代同属中共创业元老，其政治权威均来源于缔造政权的革命战争，只是年龄略轻、资历略浅，；但第三代领导人则以技术官僚为主，他们是以接班人身份获得权力，权威来源较第一、二两代单薄得多。

    也因为权威来源不足，每一代领导人都得构思区别于上一代的战略任务――不如此不足以说明其具有承担国家领导责任的能力。这种战略任务一旦构思成熟，首先就是要形成“理论”，包装这种理论往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其次则要有不同于前一代领导人的国家发展政策，否则就很难立威。按照中共的政治图谱，毛泽东功在开国，邓小平功在领导了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统治的十三年，却无这么明确的话语可总结，只能用歌词表示他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中国人“走进那新时代”。

    而江泽民的“新时代”，在内政上，主要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党的大门让资本家入党，实行了收买知识分子的政策，建立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联盟的精英同盟，以及镇压法轮功；外交方面，主要是在国内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奉行亲美的外交路线，而中日关系在江统治时期却江河日下。

    上述这些政治遗产，有些是胡锦涛受制于形势必须要接盘的，比如精英联盟、镇压法轮功；但有些却是胡锦涛不想接受的，比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内容的几大改革，即医疗、教育、养老、社会分配政策等等产生的严重问题，民心疏离；还有日益弱化的中央集权，中央强势部门的不听命，少数地方诸侯的强悍与大多数的阳奉阴违。还有外交上的亲美路线，今年四月胡锦涛访美受辱后，在内部会议上已经明确表示过去十余年的对美政策存在重大问题，亟需调整。

    剩下的问题是等待时机，寻找突破口立威。否则胡温有如坐在火山口上，难安大位。

    取消农业税，一试水深浅

    这个突破口选在取消农业税上。 这是胡温政府向地方政府发难的第一招。

    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残破不堪，在农村面临的压力上，最大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农民的税收负担过于沉重，二是地方政府强行征农民耕地。减轻农民负担的最好办法是取消农业税，温家宝已经在今年三月出手并获成功。这次的做法不同以往，威不外露的温家宝既未将此事提交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讨论，也未知会财政部，就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国务院直接宣布取消农业税，由于事出突然，许多反对者根本来不及发声。但后果却出奇地平静――这件事情，朱鎔基当年一直想做，但每逢讨论，总遇到各种反对声音，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此举将会引起五千多万乡镇干部的反对。而这次温家宝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取消农业税之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五千多万乡镇干部以养命钱，但却断了乡镇基层干部藉“三提五统”之名向农民乱收费，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乡镇干部虽然也有一些上访者，但中央政府均以立即开除公职相威胁而劝回。阻力比原来预想的要小得多。此举成功，让温家宝吃了定心丸。

    第二件事情则是农民的耕地问题。农民耕地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以开发为名乱征地，目前打击土地腐败案，确实想用一石击二鸟，一是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支配土地的事权，二是缓解农村危机，延缓其到来。而真正解决农村问题，得另想治本之策，比如农地私有化，堵绝政府干预土地买卖之途。但看来胡温近期内并无做这件事情的打算，国土资源部想的则是将土地审批权（从而也就是土地出让费）收归中央。

    敲打“特殊利益集团”，意在收伏

    朱鎔基以“抓大放小”为国有企业改制的主导政策，结果形成了一批以国有垄断型企业为主的经济寡头。朱的本意当然是为共产党保留控制经济的基础，但最后这些经济寡头（主要是石油、电力等能源部门）却与银行系统一道成了一些自利型利益集团，不仅坐享垄断利益，还能够操纵影响国家的行业政策制定过程，从而出现了盗贼型政权统治下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现象。

    温家宝刚上任时，其统领下的国务院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打架的事情从未间断，如中国人民银行声言要将财政部告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展改革委员会每年与商务部之间杯葛不断、审计署屡屡受到其他部门恶攻。而几个强势部委如能源部、电力工业部、央行等在国务院折腾的动静最大，视总理权威如无物。为了加强国务院的事权，这两年温家宝没少动脑筋，最重要的一招是找事由将一些强项倨傲且不听招呼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陆续调离，比如2005年吉林省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发生后，温借机于11月下旬调整了中石油的领导班子。今年8月间又陆续调整银行高层领导，建行、交行及中信集团上演了连串的人事变动，先是建行行长常振明辞职，继而交行行长张建国也以“个人原因”辞任，后来证实常振明将执中信集团“帅印”、张建国已被董事会临时会议委任为建行副董事长兼行长。这种银行“换防”是效法当年毛泽东调整八大军区司令之故智，主要目标是让虎离深山龙离水，断其人脉，敛其倨傲之气。

    挫其倨傲之气犹不足，还得继之以道德讨伐。新华社于10月4日发布文章，要“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全国媒体立刻奉旨展开一轮批“特殊利益集团”的风潮――这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昨日还是政府刻意培养的“国家重要经济支柱”，今天就被宣布为“损害公众利益与破坏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一夕之间荣辱尽改。但中国人如果以为从此可以消费便宜的能源产品与通讯产品，那可大错特错，这种批判只是吊民伐罪的故智，目的在于杀杀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倨傲之气，却并非取消其垄断地位。毕竟都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打击地方诸侯

    地方诸侯当中，广东帮的强势早成昨日黄花，如今只有上海与北京还在耀武扬威。但北京属于闷声发财之类，不象上海的陈良宇，不仅要发财，还要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宣称“上海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对中央让上海多上缴财税收入的“劫富济贫”政策表示不满，公开声称调控房地产市场是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房地产市场规律），连不懂装懂都不会”，含沙射影地指责胡锦涛当了国家主席不去看望养母是绝情，并将管着他的两个人（指胡温）是“十拉乌子”（贼的儿子）――“新华社内参”编选的这些话，有些绝非陈的公开言论，由此可见中共特务政治之厉害。

    ――在中共政治文化中，上述这些议论当中，陈以地方大员身份擅解马克思主义本是僭越之举，批评中央领导人私德与能力更是招祸之由。而有些话在江泽民时代由上海帮说出来，从当时的政治眼光来看，则是为总书记脸上增光添彩。只是朝中天子朱颜已改，再强调上海的先进性就是对当朝天子的侵犯。“勇略震主者身危”，更何况陈良宇并非勇略震主，只是挟前朝天子之威震今日之主，所以他的倒霉只是时间问题。腐败只是个最好的打击由头罢了。

    今年六月，北京市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刘志华落马，目前反腐利剑也高悬于北京市政府头上，收不收拾，收拾到何种地步，全看中央政治需要。上海、北京两地诸侯束手，其余的地方诸侯自然不敢吭声。中央权威似乎在短时期内又得到了加强。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财权小、事权大的局面得不到解决，这种打击也只是收效于一时。中央政府又想稳住自己的财源，又想要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费的地方政府不搜刮民财，实是两难。

    六中全会要画一张大饼：抑制贫富悬殊

    中共海外喉舌借北京“一些分析人士”的口说，六中全会将着重研究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并可能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改革和发展成果。并预测将在农村先建立一些初级形式的保障，如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城市推进社区建设，对城市贫困家庭的教育、基本医疗以及水、电、气、公共交通价格调整给予适当补贴等。

    这张饼还只画了一个轮廓，中国媒体已经满堂叫好。说起来，医疗、教育、社会保险还是朱鎔基主政国务院的重要“改革成就”，如今要继续“改”，还真是个难题，这倒不是否定朱政绩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关键是哪一项都得要投入巨额资金，这钱又从何处来？

    中国现在政治暗流汹涌，矛盾丛生。上述一系列铁腕手段，虽然处处都打出了一张金光灿灿的“为民”牌，但其目的却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树立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威。与此同时，中国当局还大量压制国内舆论，抓捕异议人士；对欧美国家有关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持强硬态度，宣称这是中国内政，不容干预；对外资进入中国设置种种门槛，凡此种种，表明中共政府已经绝意政治改革，亟欲回归极权政治。用中共智囊们的话来说，这是赢得时间。但赢得时间本应该用改革政治体制，以避免革命与暴乱。如果坚持拒绝改革，赢得时间并不意味着赢得机会，最多只是延缓危机的到来，让胡温能够在任期内做“太平天子”而已。

    （（原载于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6年10月12日，总2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