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迈向下一世纪之际，中国出现了经济繁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世界的注意。中国的经济前景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而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很多与“中国热”利益关联的企业或团体期盼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国际商界的“中国热”推动新闻媒体更多地关注中国经济，而媒体发出的一系列相当乐观的报导又反过来为“中国热”加温。经济繁荣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还要研究“繁荣从何而来”呢？ 因为，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就不了解繁荣能否持续下去。

    九十年代开始以来，中国顺利成功地走出了一九九零年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稳步成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消费品市场繁荣，外资踊跃进入中国。中国的《亚太经济时报》1995年末的报导指出，中国的经济正步入一个转折点，其标志有三，一是市场机制正在取代计划体制，二是短缺经济正在转向供需平衡，三是由过去的闭关自守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三个现象表明，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中国经济成长的制度环境已经有了根本性转变。但是，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因素很多，仅仅根据这三个现象，显然不足以推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世纪之交的中国能不能继续维持九十年代前半期那样的经济繁荣呢？海内外大体上有两种看法。西方国家的一部份专家所关注的，是中国能否控制货币供应、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他们相信，只要中国注意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就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快速增长。而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学界并不把眼光单纯放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他们所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当前的关键难题是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模式的转变[1]。

    粗放型增长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增长模式，其特征是，经济增长依赖于不断大量增加的新投资项目，经常盲目扩大生产能力，造成许多新形成的生产能力放空、投资浪费、投资回报率很低；同时企业技术进步迟缓、效率低下、原材料、能源消耗过高、资金周转滞缓、利润率呈下降趋势。（Gregory & Staurt，1980；Kornai 1992）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不得不改革，就是因为其低效率的经济系统无法长期支撑粗放的增长方式；而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它能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而制止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改革前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改革以来更是反复强调这种转变，几乎每一次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都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2]现在看来，不仅在国有部门中粗放型增长的状况久未改变，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染上了这个毛病。为什么经过十多年颇为成功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依然如旧？为什么中国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这种植根于社会主义旧体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少矛盾，彼此相安无事？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至今并没有抑制经济繁荣呢？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之“谜”。中国现在的经济繁荣有多少源于经济市场化的成就，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那种粗放浪费的经济增长的结果呢？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

    可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在社会科学当中，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但是，还没有哪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徵的持续繁荣。因此，要解这个“谜”，就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型可以照搬，而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再归纳出一些理论性结论。在本文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抓住九十年代一系列重要而尚未引起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充份注意的现象，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一组解释，试图解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这个“谜”；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讨论，以便更准确地判断中国经济的前景。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改革年代里，特别是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枝独秀”。显然地，“中国道路”具有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什么因素使得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徵，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份说服力，常常可以利用前一种方法进行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倾向于后一种角度，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来看，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path dependence），所以用一个社会的过去来解释它的现在，比较容易说明为什么它的某些现状有历史渊源。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它受到了挑战，其局限性因此而暴露了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的改革比中国要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在那里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王瞳）。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还有别的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性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3]，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情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至1994年经济增长率才恢复到百分之五左右。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份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现在失业率也还高达百分之十四。[4]这样的“成绩单”似乎还不如中国。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5]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三百分之一，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这很容易理解。可为什么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经济就会持续繁荣呢？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在市场化过程的中途停下来比进一步市场化更有利于经济繁荣？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是有利有弊的。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判断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期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不太多。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一下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国家的观念是怎样也解释不通的。这些现象中的第一个是，在市场机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过去五年来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城市内出现了“农民上岗、工人下岗”的怪现象[6]。第三，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1995年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7]，把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8]。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成长：谁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像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十、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浅表的判断。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了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前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后一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料到，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突然又迎来了难以置信的增长和繁荣。如果没有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荣就没有根基。然而，这一轮外资投资高潮可能已经结束，很难指望出现又一轮由外资推动的经济繁荣。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荣会消失呢？从1983年到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这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上升后出现了对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这一需求引导投资集中到消费品工业，再带动重工业的增长。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两个阻止经济继续繁荣的现象，一个是农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因而需求不旺；另一个是，城市居民虽然收入继续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对食品和服装的需求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后也稳定下来。九十年代开始时，稳定而缓慢上升的消费需求[9]，已经无法象八十年代那样成为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萧条期持续了一年多。

    在中国，需求增长减缓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投资的分散化、小型化、轻型化和“短平快”倾向，不仅国有企业这样做，乡镇企业也时常如此；结果导致加工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行业性过度扩张等问题。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成本过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开工不足、出现亏损，而只有当需求过度膨胀时才可能充份开工、有所盈利。（程晓农、吴仁洪 1987）因为产业结构扭曲而造成了相当多的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性极强，需求稍有收缩，就会有很多企业产品滞销、亏损严重、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税收萎缩、企业间“三角债”迅速增加，甚至部份员工生活困难、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经济界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内生的对扩张需求的要求，这并不仅仅是源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企业主管的好大喜功，还因为只有在需求扩张、经济高度繁荣时，那些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的企业才有机会减亏微利、缓“一口气”。但是，如果在消费或投资需求上未出现新的集中、强盛的需求热点，即使政府松动银根、企业增加生产，也只会导致库存过量积压，而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1990年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扩张需求必然会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在加工工业内寻求新的可扩张行业时的选择空间是趋于缩小的，也就是说，加工工业中很难形成新的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效地扩张消费或投资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大的变化、而带来新的消费品需求，这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应变化；其次是大幅度扩大出口，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帮助与合作；再次是出现对房地产开发的强大需求，这主要靠外商推动，因为国内城市居民依赖福利性公宅配给，既无财力、也无动力去作大规模房地产投资。非常凑巧，过去五年中，这三种可能性都转化为现实了。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转入又一轮繁荣，由投资需求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因素占整个经济增长的六成以上，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10] 造成经济繁荣的这些投资又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来的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经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九十年代中国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上一年的一百十七个突然猛增到近两千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百分之五十。[11] “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表 1.外商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比重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中国统计年鉴》“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 额”，1995年数据系根据国际收支状况作的估计。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中国统 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 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份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1995年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几乎达到三分之一（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繁荣状态。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的攻坚战（国有部门的改革）的成果；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这并没有为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能力以及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

    表 2. 外商工业企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注：“外商工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的定义是，在当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量里外 商工业的比重。外商工业产值即《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中“其他经济 类型工业产值”，“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 计算工业产值增量时，用的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

    面对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投资需求，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反应和得益截然不同，乡镇企业靠抢占销售市场，国有企业靠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十到十五个百分点，[12] 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百分之二十，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百分之五；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1993起，经济繁荣中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更是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百分之七十、九十和一百五十（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左右徘徊。[13]

    表 3. 国有工业与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率的比较 （％）
 

    注：出厂价格指数 = 当年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

    表 4. 由国有部门垄断的产业的产品出厂价格上涨率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泡沫经济”的成份很大。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额盲目乐观，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外商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目前大部份新建成的开发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新一轮的引进外资高潮，否则这些“有地有房、独缺外商”的开发区就一筹莫展了。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是尚未到来呢，还是已经结束了？九十年代上半期，引进外资高潮中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而能够移往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对中国的总投资规模远远赶不上港台投资的总量。从1995年上半年起，外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就有减少[14]，1996年下半年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九十年代上半期，以港台资本为主的外资送给中国的这场经济繁荣是一次“飞来横福”。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区。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很可以存疑的。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上一轮港台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今后可能吸引的发达国家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完全不同。港台资本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往往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结果扩大了中国的出口、帮助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他们雇佣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增加了。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主要投资动机是在中国长期发展、站稳脚跟、占领市场，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中国大陆需要外来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相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虽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

    从现在起，中国已经面临一个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中国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其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

    中国今后引进外资的前景究竟如何呢？既然涌入中国大陆的港台资本并不是无限的，其高潮已过，那么，港台资本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趋于稳定，而不会越来越大。从中长期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这一方式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不可能越来越快。所以，可以预见得到，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么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三、中国经济的稳定：国有部门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

    中国与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个国家非国有部门都快速成长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总体上没有陷入衰退之中。所以，当谈到中国近年来经济稳定繁荣的原因时，仅仅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说服力是很弱的；因为在东欧和俄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并不比中国慢，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是因为国有部门失去了保护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无法短期见效。而中国除了有外资送来的繁荣之外，还有一个“秘诀”，即通过全力保护国有部门来支撑经济政治稳定。中国政府为了追求政治稳定，把满足国有部门员工的利益要求放在政策的优先位置；而东欧俄国则把实现改革的预设政策目标列为优先。这种政策优序的差异导致对国有部门的不同政策，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