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政府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达到了“软着陆”的目的，但199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扑朔迷离。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了7－8％的速度，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时期的增长率，这似乎表明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因此各国商界和中国经济界的多数人把这一现象看成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连续几年全面下跌，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又明显标志着中国经济似乎正处于萧条状态。因此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是否真有那么好表示怀疑。更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比较经济制度理论，都无法解释目前中国经济这种似乎充满了矛盾的状态。到底中国的经济是持续繁荣还是面临萧条，这好像成了一个不易破解的谜。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分析，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企业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 Beckett and King, 1994) 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自然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研究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规律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问题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 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 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分析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著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社会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中国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 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工业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规律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 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 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影响。

    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虽然使中国的企业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工业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影响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笔者分析中国工业部门中竞争性行业[11]的平均利润率后（结果见表1），

    表1：中国工业部门中竞争性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 （％）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金融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社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

    以上的经验观察说明，当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中国的大部份竞争性行业就接近无利润状态；如果放手裁员，则企业的利润率可以略有回升，但失业率就此高居不下，由此导致社会总需求相对萎缩，经济濒临萧条状态。因此，若把8％这个经验数值看作是中国经济的萧条临界点，在这个点以下的增长可被视为“无利润的增长”（Unprofitable Growth）。

    当人们对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时，如果单纯比较算术数值的大小，8％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比3％或4％高；但上述分析表明，如果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的特点并了解其独特的萧条临界点之后，恐怕就很难认为增长率达8%的中国经济比增长率只有2-3％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好多少，更不能得出中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判断。根据价格、就业、平均利润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综合判断，中国8％的增长率只相当于西方国家2％到3％的增长率，因此在宏观经济意义上属于低增长状态；当中国经济从90年代上半期的两位数增长率滑到近几年的7％到8％的增长率并停留在这一水平时，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前些年的短暂繁荣而徘徊在萧条的边缘。这在宏观经济学的习惯话语范围内似乎有些不可理解，其原因不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有什么缺陷，而是中国的经济系统尚未调整到正常的市场经济状态，因此不能简单化地沿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当中以西方国家经济现实为基础的经验判断。如此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那么8％的增长率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

    四、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

    如果把8％的增长率视为中国经济的萧条临界点，那么就应当承认，在这种萧条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当然毫无疑问存在着数据“水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经济增长并不相同，因为它的生成不一定单纯依靠自然形成的市场需求。与正常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这个超高的临界增长率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型增长（Forced Growth）”。所谓的“强制”是指这种增长有着非经济的驱动力和保障条件，其实现机制仍然有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徵。

    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强制型增长”，但那时的执行机制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型增长”通过经济计划指标的下达、执行、考核来实现。那时执行计划指标主要还是经济行为，各级官员的升迁更多地与政治上的“正确性”挂钩，而较少与超额完成经济计划指标的百分比挂钩。在中国的渐进型经济转型过程中，对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管理取消了，表面上企业不再接受政府的直接经济指令、可以有经济活动上的自主权了，但由于国家机器的一党垄断、垂直控制(Party-State)特徵并未改变，政府和执政党通过对各级行政职务和主要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任命和维护庞大的党政干部体系仍然保有干预和操纵经济活动的充份能力，与改革前不同的是，“强制型增长”的实现机制更新了。

    在转型过程当中，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动机当然包含理性的经济社会需要：如创造条件让多数企业生存下去、维持现有的就业规模、支撑全社会的心理预期[12]，此外也有避免因经济萎缩而导致税收减少、提升国家形像以便吸引更多外资等考量。但中央政府对“强制型增长”的推动同时还源于政治需要。执政党把保持7-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政治承诺，以体现其执政能力从而维持合法性。80年代初期提出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承诺 [13]。把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率确定为其主要奋斗目标的执政党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在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不良只会导致内阁变动或执政党更替，但一般不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制度不需要靠经济增长率来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国这样的政治集权体制则不同，由于经济改革严重动摇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并连带着削弱了原来奠定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回避政治改革的单纯市场化策略不可避免地把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经济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对这种特殊的经济－政治关系的通俗性概括。而在“发展”不易随时测度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就很自然地演变为“增长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与“稳定压倒一切”，就构成了转型过程中维持政权的两个主要手段和基本方针。

    由于经济增长成了“硬道理”，对中央的决策者而言，经济增长率的升降就不再单纯是供求关系变化的自然结果，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经济增长率如果持续攀高，自然可以被解释成现行制度的成功；倘若经济增长率连年徘徊在萧条临界点上下，那么干预乃至操纵经济增长目标就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上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历届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每年人代会上政府的工作报告都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作为中心话语。在一个集权国家，经济增长率一旦重要到这样的地步，它就几乎不可能“实现不了”。政治集权体制还从另一个方面把经济增长目标政治化了。在干部垂直控制和任命制度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不懂经济，却负责全面考核选拔干部，于是经济增长率就被拿来作为组织部门衡量各级行政主管经济管理能力的简单易行的指标，而一个地区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因此被简化为增长率高低的问题。这种制度内生的扭曲型管理控制方式产生了所谓的对干部的“（增长）指标考核制”，为了升迁，各级干部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与此同时，一党垄断权力的制度又事实上维持着对各级干部的（以往）“过失免责制”，多数干部在以往任职的岗位上如果施政失措而当时未被发现，一般情况下调任升迁或退休后是不予追究的。正是“指标考核制”和“过失免责制”相结合，从制度上为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推动“强制型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既然“过失免责”，那么只要在任内能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用什么手段就在所不惜了；如果不能实现真实的增长，那么下令让管区的统计局“制造”增长也是“情理中事”。一切都服从于一点：“升官是硬道理”。至于短期内不择手段地追求增长是否会造成对当地经济不利的中长期后果，就不在大多数官员的考虑范围内了。媒体曾经报导过的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如何在这个贫困县不惜巨资“制造”“形像工程”的恶劣行径[14]，其实只是诸多此类施政中偶然被披露的典型而已。

    对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当地的供求关系能支撑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级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多高，邻省邻县上报的增长率是多少，无论如何地方官员也不愿意看见本地上报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上级确定目标或邻省邻县的上报数。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经济增长率在政治上是如此重要，它关系到当地主要负责人的仕途宦运，因此，本地的经济增长率常常是由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政治需要决定的，有时要尽量报高，有时又要有所保留以为来年预留“增长的条件”。最近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指出：“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后，也有个别是为了表明政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指标降下来。”[15]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这类统计数据的造假高手[16]，实是制度使然。

    显然，在“强制型增长”机制下经济增长率不单纯是各级决策者单纯的理性经济选择，而是充满了政治考量和盘算。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今“经济增长就是最大的政治”，增长率成了各级政府的“硬性”施政目标。在这种被政治动机操纵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回报、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优先顺序等决策依据常常会让位于各级官员谋求升迁的个人需要。

    这样的增长驱动机制是通过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银行共同实施的，它依托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典型的信贷──财政──国有企业的一体化运转系统。这个系统唯党政主管之命是从，让信贷、财政性投资等经济活动服从于政治需要；同时它还承担着决策失误的最终经济责任，以便解脱决策失误者的个人干系。财政、银行系统无条件地为驱动经济的短期增长服务，承担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金融风险目前是政府用国家信用担保的，只要政府仍能运转，金融风险就暂时隐藏着。但正因为政府肩负着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它就格外倚重“强制型增长”，经济增长率成了检验国家能力和维系国家信用的指标。如此则在“强制型增长”和维系国家信用之间形成了内生型正反馈：国家信用的维系依靠“强制型增长”，而“强制型增长”机制又靠国家信用支撑。

    不过，90年代前半期各级政府推动增长的方法与90年代后半期的方法有所区别。前一阶段的手法是直接推动为主，各级政府沿用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手段，鼓励甚至命令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扩大库存积压[17]、盲目立项、重复建设，当时的“开发区热”就是一个典型。种种投资失误虽然促成了短期内当地的经济增长率，但最后都以得不偿失、贷款变成银行的坏账而收场。早在90年代初，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就已初露端倪，坏账占贷款的20％以上，连同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总共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1991年末这四大银行的坏帐超过其自有资本，已资不抵债。[18] 当然，由于它们不是财务上完全独立的商业银行，可以靠国家信用支撑，所以并未破产。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但不偿还贷款，甚至连贷款利息也不支付，1994和1995年中国的银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19]

    后一阶段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法改变成以间接推动为主。中央政府吸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的坏账进一步积累、诱发金融危机，从1997年开始控制银行对企业的生产性和投资性贷款。过去银行对企业的那种几乎是无条件的贷款供给减少了，于是各类库存逐渐下降，“商品库存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2001年的4.3％”[20]，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了维持增长率目标，政府改而依靠财政拨款配之以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最近几年中，除了兴建大批基础设施工程之外，还大力推动房地产项目，2001年8％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四分之一是靠房地产施工实现的[21]。但是，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泡沫部门”，孕育着新的投资浪费和银行坏账。此外，通过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规模也是一种重要手段。[22]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用国家计委的“行话”来说，就是“先定盘子，再定项目”。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23]。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

    五、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现象（何清涟2000，孙立平 2002）。一般而言，对社会两极化的研究侧重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实际上，社会两极化趋势也同样威胁着经济增长，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繁荣。孙立平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孙立平2002）。这一观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包含了什么内容？

    在中国经济界的习惯性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沿用了20多年的方法，即通过观察经济增长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系的进步。不少学者经常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直到90年代上半期，正统意识形态以及护持这一体系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仍然存在，所以强调非国有部门重要性的这种表达还是有相当意义的。但随着国有部门的萎缩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仍然笼统地用一个非国有经济比重来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改善，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毕竟，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24]，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25]，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下降0.2％[26]。这说明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中国的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由于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遏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有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一直到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80年代初的水平。[27]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另一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这个指标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真正反映其工业化程度的制造业比重却可能很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为了解由本国企业构成的工业化进展，应该区分制造业当中的外资和本国企业。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就尤其有必要区份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中国本国工业企业的产出主要来自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其余部份则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后者是指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如学校附设的小型校办车间或隶属于街道居委会的加工组），还包括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它们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28]，显然，这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将前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而将后一类工业称为“非正规制造业”。按照以上分类，笔者分析了中国90年代各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结果发现了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见表2）。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