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是下世纪初中国改革的重头戏。一年半以前朱基总理曾宣布要让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现在时间过半了，但却远远谈不上完成任务过半。直到今年夏季，国内报纸上仍然在讨论脱困应该从何入手，对这个关系到国企脱困的基本问题其实还没有答案，更谈不到如何着手落实。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十条指导方针。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都十分关心，今后国企改革将朝什么方向推进。

    国企改革是中国二十年改革过程中久攻未克的难关，其症结就在于，既未就国企为何陷入困境形成共识，也未作出真正有针对性的决策，而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范围内兜圈子，自然成效不彰。过去几年来国内经济界开始注意到了国有资产无人负责、企业管理方式落后这一问题，因此提出了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股份制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已先后成为政策，但并未有效地解决问题，国企仍然陷在困境之中。其根源在于，国有资产无人负责、企业管理方式落后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还在政治方面。

    国有资产无人负责，是因为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厂长经理，仍然要由党的组织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来任命，而党对厂长经理的要求首要的就是通过维持企业内的稳定达到社会政治稳定，至于经济效益则一直放在次要地位。去年三月朱基为了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提出了“减员增效”的政策，鼓励企业裁减冗员，结果不到三个月，中央就因担心社会不稳而召开就业工作会议，踩下了“刹车”，要求企业以内部消化、培训冗员为主，不要把冗员包袱推给政府。结果，国企又恢复了多养人、低效益的原状。

    党的组织部门选择厂长经理的标准是政治优先，要对上听话、对下八面玲珑，组织部门选拔厂长经理时通常要征询上级主管部门和企业中层干部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那些敢于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的厂长经理难免得罪上下左右，结果往往得不到多数人支持，倒是那些深深领会了“花钱买人心”这一方针、又善于逢迎上级的厂长经理们，更容易被选拔到企业的领导岗位上。如果政府不是靠民主选举来形成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而是依赖“花钱买稳定”的方针，其结果必然是牺牲了企业的效益，企业家素质低下，国有企业陷于困境之中难以自拔，成了“花钱买稳定”方针的牺牲品。

    目前已经提出的关于国企改革发展的十条方针中，不少提法如“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企业科技进步”、“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等，不仅含义模糊，而且往往是喊了多年的老口号，最后三条甚至是计划经济时代就常年强调的提法。既然过去多年来这些口号一讲再讲，却并未解决国企改革这一难题，那么，今天重复提出这些提法，是否就能带来国企的生机呢?真正值得深入研究的倒是，为什么这些口号无效?是口号过时了、难以适应变革中的形势，还是其他的制度环境使得有些提法根本无法实现，成了空话?

    在这十条方针中，最有实质意义的是第一条，即“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这一提法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再次提出了裁减国企冗员、关闭许多早已事实上破产的国企的任务，这比去年提出的“减员增效”政策的立意要高一些。但是，这个新提法所面对的实质困难与“减员增效”的困难是相同的，一旦真的撤销对那些存活于破产边缘的国企的保护，大量的冗员仍然无法消化，这个包袱只能转移给政府。是否因为把“减员增效”的提法换成“从战略高度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企员工就不再反弹，就不会出现社会稳定问题了呢?这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不能单纯从经济层面考虑国企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国企改革仍然会步履艰难。

    1999年10月应BBC稿约而写